⑥石璋如，《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殷虚墓葬之四：乙区基址上下的墓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6年，52～68页。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 年1期。 ②黄翔鹏：《舞阳贾湖骨笛的测音研究》，《文物》1989年1期。 ③《中国文物精华（1992）》，文物出版社，1992年，图版3，215页。 ④《湖北崇阳出土一件铜鼓》，《文物》1978年4期。 ⑤樋口隆康编集：《泉屋博古》，便利堂，1985年，1～2页。 ①《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6年11期。 ②《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86页。 ③《喀喇沁旗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石磬》，《文物》1983年8期。 ④《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图版九八：6。 ⑤《湖南石门皂市商代遗存》，《考古学报》1992年2期。
84、高42厘米⑥；1973年小屯宫室区也发现一件类似的石磬，长88、高28厘米⑦；大概均为特磬。编磬在殷墟西区72M93发现一套，共五件，大小递减⑧。故宫也藏有一套，为三件一组⑨。（图35） 饶也有单铙和编铙之别。今所知很大的商代单铙，是1983年湖南宁乡月山铺所出，通高103.5厘米，重达221.5公斤⑩。编铙则以大小递减为特征，有一定音程组合关系，分两件、三件、五件、十件制四式。两件一套者，湖北阳新刘荣山遗址有发现，出土时并置一起，一件重5.1公斤，音高f1，一件重4.7公斤，音高C1。湖南宁乡老粮仓北峰滩所出两铙，一件器内近口沿处还铸伏虎4只，极别致①。山东滕县前掌大商墓也出有两件制编铙②。但三件制者很常见，有近10例，如湖南宁乡出土的一组，分别重150、130、84公斤③。五件制编铙在宁乡老粮仓附近也出过一套，出土时分两排，上层一个，下层四个，口均朝上，重量在50～70公斤间。殷墟妇好墓也发现一套，甚小，重量在0.6～0.15公斤间，为执钟或置钟④。（图36）十件制编饶出土于宁乡老粮乡粟山坡，大小递减，重量在30～9.5公斤之间。 镈为大型单个打击乐器，江西新于大洋洲商墓出有一个，又同出三铙⑤，似镈为众乐并举时的节奏性指挥乐器。（图36） 铎属于摇铃之较大者，山西石楼曹家垣出土的一件，通长29厘米，柄及器身中空，器表挂有许多铃挡，（图36）摇之声音清脆⑥，甚具地方特色。 铜铃在商代似已组合使用，以发挥其多重音响功能。妇好墓出带舌捶的大小铜铃达18枚之多。殷墟西区M701发现14枚铜铃与一磬同出。同区M1125也出土铜铃10枚⑦。（图37） 埙，“烧土为之，大如雁卵”⑧，（图38）仰韶时已有，半坡遗址曾出一音孔陶坝，姜寨遗址出有无音孔和一音孔陶埙。至偃师二里头遗址也出过一音孔陶埙⑨。郑州商城不但发现一音孔的，还有三音孔的石埙⑩。殷墟所见，有陶埙、骨埙、石埙三种，分三音孔和五音孔两类，具有三度与五度谐和功
⑥《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1951年。 ⑦《殷墟出土的陶水管和石磬》，《考古》1976年1期。 ⑧《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又：《殷墟青铜器》，476页。 ⑨常任侠：《古磬》，《文物》1978年7期。 ⑩《宁乡月山铺发现商代大铜铙》，《文物》1986年2期。《湖北省阳新县出上两件青铜铙》，《文物》 1981年1期。 ①《三十年来湖南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占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311页。 ②《滕县前掌大新石器时代及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176页。 ③高至喜：《湖南商周考古的新发现》，《光明日报》1979年1月24日。 ④《殷墟妇好墓》，100页。 ⑤《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10期。 ⑥《山西石楼褚家峪、曹家坦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81年8期。 ⑦《殷墟青铜器》，474页。 ⑧《周礼·春官·小师》，郑注。 ⑨吴钊：《陕西半坡、姜寨仰韶文化埙类乐器的音高测定及相关问题》，《姜寨》，附录七，文物出版社， 1988年，549～554页。 ⑩杨育彬：《郑州商城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80页，又图版一一○。
能。小屯西地58M263的墓主左臂旁同出二枚五音孔陶埙①。辉县琉璃阁51M150的发现亦然②。均成组出土。约在武丁前后，这种流行于民间的乐器已引入宫廷。妇好墓内即发现3枚，大小有别，皆五音孔，与编磬5、编铙5、铃18同出，似已与众乐器配合使用。 商代乐律的发达程度，据对有关乐器综合测试分析，知当时乐师似已掌握铙的隧音和鼓音两种频率的音程关系③。三件制编铙，每个铙可发出三个相差四度半音程之乐音，呈七声音阶④。特别是晚商时期五件一套编铙的出现，显然是不满足于只有三音程组合的编铙，意在拓宽音域。晚商时有若干种音阶或调式的五音孔陶埙，有取代早先三音孔陶埙之势，成为一种比较进步的旋律乐器，能吹出整个七声音阶及其中一部分半音，在发音的一致性方面显示出其制造的定型化和规格化⑤。总之，商代乐器的组合非出偶然，是有一定的音程关系为依据，随着乐器的伴奏、合奏和制作，已逐渐产生了标准音高和绝对音高的观念，并有了半音观念和五度协合观念，中国古代音乐的“十二律体系”在商代已基本奠立⑥。 商代乐舞有舞饰舞具之用。如甲骨文■字，或谓象人戴着假面⑦。“羽舞”指持鸟羽而舞。诸如此类的道具在各地不少商代遗址时有发现。1935年安阳西北冈M1400殷王陵出有一青铜人面具⑧。1950年武官大墓出有饰鸟羽的小戈，学者或以为是舞干羽以祭之遗物，并进而推测殷墓中所见玉戚、玉干头、仪仗等东西，可能也用于乐舞①。上节所引殷墟西区701号墓，一位殉葬的舞者头部尚戴着牛头铜面具。同区的216号墓，也出有牛头形饰4件和兽面饰10件。（图39）陕西城固苏材商代遗址，1955～1964年期间先后出土青铜“铺首”14件，形象凶狰，大小近人面，两侧有穿，可罩在人脸部。 1976年又于一窖穴内集中出土“铺首”11件，铜脸壳23件，后者面目怪熬，突鼻獠牙，五官孔位与人脸相符②。这类面具似为“武舞”道具。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也出土许多大小不等的青铜人头像及青铜人面③，造型奇特，以大眼粗眉阔口大耳为要征，观之有怪谲沉郁之感。 1985年山东滕县前掌大商代甲字型大墓亦发现与乐器石磬同出的青铜面罩，有的为牛头形。另在203号墓内，还发现一长约1.5、宽0.6米的嵌蚌饰大型漆牌，两面均做成眉、眼、牙等形状，下接红黑色云雷纹漆干④。1987
①《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231页。 ②《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23页。 ③马承源：《商周青铜双音钟》，《考古学报》1981年1期。 ④申斌等：《殷墟青铜铙频谱特征》，《殷都学刊》（自然科学版）1990年1期。 ⑤李纯一：《原始时代和商代的陶埙》，《考古学报》1964年1期，吕骥：《从原始氏族社会到殷代的几 和陶埙探索我国五声音阶的形成年代》，《文物》1978年10期。 ⑥李纯一：《关于殷钟的研究》，《考古学报》1957年3期。 ⑦许进雄：《明义士收藏甲骨释文篇》，46页，第377片。 ⑧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 ①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156～157页。 ②《陕西省城固县出土殷商铜器整理简报》，《考古》1980年3期。1977年又有出土，见《陕西出土商周 青铜器》（一），图一一二、一一六。 ③《中国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1990年，图版30～34。 ④《滕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报》第3号，1985年9月26日。《滕县前掌大商代墓葬》，《中国考
年又在214号中字型大墓内出土同类彩绘牌饰六七块以及铜牛头饰⑤。 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发现的一座大型晚商墓，出有一种高60厘米的青铜双面人头器，五官穿通，下有秉把，还出有小型的玛琐套环人形饰⑥。（图40） 商代的乐器和乐舞道具，在今河南、河北、山东、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内蒙古等省均有出土，有出自商王邑的，有出自诸侯方国的，也有出自地方大小邑聚的，分布地域广阔，制作规范，品类接近，各地基本处于同一发展水平，表明了商代“乐政”的宏观社会场景。但乐器和乐舞的受享对象，主要归集于贵族阶层，这构成了商代“乐政”很根本的时代要征，乐舞在贵族生活中与“美食”一样，已是必不可少。“有饮食之性，故有大飨之谊；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莞弦之音”①，商代贵族的好食好乐，甚至在死后也想得到维持，各地贵族墓葬，每见饮食器与乐器舞具同出，正是这种心态使然。 出乐器或舞具之墓，有商王墓。如1935年安阳西北冈M1004四墓道大墓，有石磬与牛鼎、鹿鼎同出。M1217四墓道大墓，出石磬、蟒皮鼓、几、尊等。 M1400四墓道大墓，出青铜人面具。 M1550四墓道大墓，出残石埙②。 有王妃墓。如1950年发掘的二墓道武官大墓，出石磬及饰鸟羽小戈等。1976年发现的殷墟妇好墓，除出210件饮食礼器外，又有编磬和编铙，均为五件一组，还有铜铃18个，陶埙3枚，另有28件可能是嵌插在漆干上 的龙头、鸟头铜舞具。 有王邑的高级贵显墓。前引1972年发现的殷墟西区M93甲字型墓，面积22.14平方米，殉1人，出编磬5、铃2。1977年殷西M699甲字型墓，面积 14.08平方米，殉5人，出编铙3、铃1③。前引M701甲字型墓，面积14.26平方米，殉12人，出特磬、铃14、牛头铜面具（戴在一殉人头部）。 1983年殷西又发现5座甲字型墓，殉人数目不一，出石磬、玉饰、骨饰、铜镜等④。 1990年殷墟郭家庄一长方形竖穴墓，面积13余平方米，殉4人，出石磬、编铙3，此墓属10觚10角等列墓⑤。 有方国君主墓。前引1985年山西灵石施介一号墓，属10爵4觚等列，出有鼍鼓。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型商墓，面积约29.6平方米，墓主可能为耑国君主。有青铜饮食礼器50件，又有镈1、饶3，还有青铜双面人神器、玛瑙套环人形饰、羊角兽面器①。 有各地中等权贵墓。
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138页。 ⑤《滕县前掌大新石器时代及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同上，1989年，176页。 ⑥《江西新干发现大型商墓》，《中国文物报》1990年11月15日。 ①《淮南子·泰族训》。 ②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以下凡未注出处者，均见前文，不再具列。 ③《殷墟青铜器》，477页。 ④杨锡璋：《安阳殷墟西区殷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131页。 ⑤杨锡璋、刘一曼：《安阳郭家庄160号墓》，《考古》1991年5期。 ①《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10期。
1968年河南温县小南张一座3爵2觚等列墓，出3件一组编饶。 1976年山西灵石施介一座3爵1觚等列的三号墓，出有特磬。1985年山东滕县前掌大一座甲字型大墓，出石磬及青铜面具。1973年河北藁城台西M112，面积6平方米，有殉人，一件石磬与鼎、觚、斝、瓿及铁刃铜銊等同出。1973年陕西蓝田怀真坊一墓，7件礼器与青石磬同出②。 1986年陕西西安老牛坡41号中型墓，出有铜人面具和牛头面具备2件，鸟鲁形饰多件。11号中型墓出小兽面饰39件③。 有王邑内的中等权贵墓。 1984年殷墟戚家庄M269，面积6.46平方米，属3套觚爵等列，出大小递减铜铙一组3件。1958年小屯西地258号墓，面积5.76平方米，殉4人，墓被盗，尚出石磬和残觚片④。 有王邑及各地的一般贵族墓，大抵均为2套觚爵等列墓。其中出3件一组编铙者，有1935年小屯M1083⑤、1953年大司空村M312⑥、1957年薛家庄M8、1958年大司空村M51、1983年大司空村M663⑦。出2件一组编铙者，有1987年山东滕县前掌大M213。此外，1959年山西石楼桃花庄一墓，有殉人，所出铜觚圈足内带舌铃⑧。 1971年山西保德林遮峪一墓，随葬的铜豆圈足内也带舌铃①。饮食时随之晃动，会发出铃声，较为别致，他处未见，表明了当地的崇饮尚声特色。 又有末流贵族乃至普遍平民墓。 1973年山东惠民大郭一座一套觚爵等列墓，出有单铙，1970年殷墟西区一座同一等列的M1125，出有10铃。 1990年河南固始葛藤山6号墓，有殉人，出有5铃②。 1986年西安老牛坡10号小型墓，殉1人，同出鼎和铜牛头面饰各1件。而普通平民或有以陶埙随葬者，如1958年小屯西地M263，墓室面积仅1.3平方米，有棺，出有2埙及蛤蜊壳；M237，面积1.8平方米，有棺，仅以1埙随葬③。1951年辉县琉璃阁发现的M150，也出有2埙。这类墓主大概只是中下层平民。 综上所述，商代王墓虽均遭盗掘，劫后之余，乐器舞具仍包括有蟒皮鼓、特磬、石埙、面具等。工妃墓出特磬、五件制的编磬和编铙、组铃、三件制陶埙、舞饰等。王邑内高级贵显墓出特磬、五件制编磬、三件制编铙、组铃和面具舞饰等。王邑内中等权贵墓出石磬和三件制编铙。王邑的一般贵族墓出有三件制编铙。王邑的末流贵族有以组铃随葬。而一般平民墓至多有一、二枚陶埙，大概为生前所好，与“以乐助食”无关。
②《陕西蓝田县出土商代青铜器》，《文物资料从刊》（3），1980年。 ③《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6期。 ④《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256、336页。 ⑤《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 ⑥《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年第9册。 ⑦《安阳大司空村殷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131页。 ⑧《山西吕梁县石楼镇又发现铜器》，《文物》1960年7期。 ①《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文物》1972年4期。 ②《固始县葛藤山六号商代草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1年1期。 ③《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335、336页。
商代的方国君主墓出鼍鼓、镈、三件制编铙、舞具舞饰等。各地的中等权贵墓出特磬、三件制编铙、面具舞饰等。一般贵族墓有出二件制编铙者。末流贵族墓有出单铙、组铃、面具者。普通平民墓大致同如王邑情况。 显而易见，在商代的王邑和地方两个方面，享有乐器舞饰的对象，等列关系具有明显的共同性，说明当时的“乐政”已大体确立，“乐以体政，政以正民”，其间的序列结构是与“明贵贱，辨等列”的“食政”完全相一致的。凡社会地位愈高，政治身份愈尊者，享有乐舞品类也就愈齐备，其中编磬、编铙的数目组合，反映尤为明显，而鼓，则只有商王或方国君主一级专享。《周礼·大司乐》说的“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钟鼓”，《乐师》说的“飨食诸侯，序其乐事，令奏钟鼓”，其揭示的食、乐一政的礼制，至少可追溯至商代。要之，商代的“以乐侑食”，亦是以序尊卑贵贱而各得其宜。
电话：
微信：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