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品类是就服饰及其饰品材料而言，涉及其来源的难易。质地的贵贱，制作的精粗，形制的新旧，种类的多寡，组合的繁简，品第的高低，以及穿戴佩挂者身分地位的尊卑和所服之意义。 这种服饰品类的两分现象，是随着社会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的加剧而出现，并逐渐制度化。早在夏代立国之前，这种现象当已存在。《尧典》有“舜修五礼，五玉三帛”之说。《盐铁论·散不足》有谓：“及虞夏之后，盖表布内丝，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锦尚褧。”若从历史宏观发展场景论，多少对服饰形态两分的演进趋势是有所揭示的，将其加剧的分水岭定到夏代以前，也是附合事实，可以成立的。 藉服饰品类以序等级尊卑，在夏代进一步深化。文献中有不少这方面的传闻。《说苑》称禹“土阶三等，衣裳细布。”《史记·五帝本纪》言：“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山海经·海外西经》谓夏后启“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引《夏书》称夏代“明试以功，车服以庸”，以车马及服饰品类示有功者的尊贵宠荣。 服饰品类的两分现象，在考古发掘中并不鲜见。晋南襄汾陶寺遗址，据碳素年代测定数据，上限约当公元前25世纪，下限在公元前20世纪左右，前后延续约500多年，中晚期已进入夏代纪年范围①。发现的1000多座墓葬，绝大多数为小型墓，无随葬品。 相反，约占总墓数13％的大、中型墓，随葬品十分丰厚，墓主骨架有衣装和饰品遗存。一座编号为1650号的中型墓，男性墓主仰身直体，平置于厚约1厘米的网状麻类编织物上，周身裹以平纹织物，上体白色，下体灰色，足部橙黄色，织物外遍撤朱砂，骨架上又覆盖麻类编织物，反复折迭成10～ 12层，直到棺口盖板，棺盖上又覆麻类编织物一层。可见墓主衣服之众多与华贵鲜然，“服其服”而显示其生前身分之显尊。 陶寺遗址的一些大、中型墓，墓主的人体饰品种类均相当高级，有的头佩玉梳、石梳，有的臂戴精工镶嵌绿松石和蚌片的饰物，有的佩带玉臂环或玉琮，腹部挂置玉瑗、玉銊等。有一座202号墓，墓主颈部戴着项链数圈，共用了1164枚细工制成的骨环。显而易见，当时统治阶级权贵人士的服饰饰品，论其质地、做工、形制组合，是一般族众或奴隶绝难奢望的，其反映的品第大概也有内在的等次之序，可能容或有表示权力大小的细微区分。 服饰品类的等次之分，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也有其揭示。1980年发现的一座4号墓，虽曾遭盗掘，仍出有200余件绿松石管和绿松石片的饰品①，墓主身分当为高级贵族。1981年发掘的一座出有漆鼓的4
①《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1期。《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
《考古》1983年1期。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6期。 ①《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3期。
号高级权贵墓，墓主颈部佩戴2件精工磨制的绿松石管串饰，胸前有一件镶嵌绿松石片的精致铜兽面牌饰，背面粘附着麻布纹②，可能原先是衣服上的华饰，又起有表示显赫身分的象征。 中等贵族的服饰没有兽面铜牌饰的饰品，但一般较注重于颈胸部的装饰。1981年发掘的一座贵族墓，出有一串87枚绿松石穿珠项链。 1984年在一座随葬铜爵等物的6号墓内，也发现过这类项链，绿松石串珠达150枚①。 但一般贵族，其持有的人体装饰品就大为逊色了。如1981年发现的一座漆棺3号小型墓，仅在墓主头部有一件用于束发的骨笄。至于大量的平民墓，则难得有饰品出土。 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的56座墓葬，绝大多数无饰品，而少数出饰品的墓葬，可见到以下几类现象，一类饰品为镶嵌绿松石片的兽面铜牌饰，一类饰品是绿松石串成的项链，一类是绿松石与陶珠相兼的项链，一类是陶珠项链，一类是贝壳串饰②。表明在乎民之上，贵族成员的身分地位不同，服饰品类确有其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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