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胡秉华：《滕州市前掌大商代遗址》，《中国文物报》1989年3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山东队：《滕州前掌大商代墓葬》《考古学报》1992年3期。 ①《史记·殷本纪》。 ②杨锡璋、杨宝成：《商代的青铜钺》，《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 出版社，1986年。 ③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河南省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2期。
坊、土田、墓地、族众、隶仆包括卫士等，构成邑内主要生活内涵。据历年发掘，在2000多平方米区域内，已发现房址16座，灶21个，水井6口，灰坑234个，墓葬166座①。该遗址早先为一般居址，约在中商时期沦为墓地，后遭水淹，至殷墟早期又辟为商的诸侯邑。墓葬出有铜钺5件，内有1件铁刃铜锁，还发现两秉分别长48和39厘米长的大玉戈。遗址北约18公里磁河南岸的藁城前西关，是一处殷墟中期重要遗址，两者有其连续性，后者出带有“守”字徽识的铜鼎、壶、爵，字亦见于殷墟第1001号王陵和武官大墓所出铜器上，此外小屯YH266墓陶罍文字有“妇妬守”②。可见，该诸侯邑与商王朝有长期至密的政治过从关系，其上层贵族成员有力商王重臣或贵妇。 从台西遗址经济状况看，出上遗物反映的玉石、蚌、牙、竹木、漆器、纺织、制陶、冶铸、黄金、酿酒等工业生产相当发达，成为与农业生产相分立的经济单元。邑内的居民成分，大体为族氏共同体，但据公共墓地发现情况分析，有12座殉人，约占总墓数7.2％，有54座殉狗，占32.5％；凡同殉人狗墓，大多伴出铜、漆、玉器等大量随葬品，棺椁有朱漆黑彩者；但多数墓只有一二件陶器，甚或一无所有；是知邑内有权势极重的少数高层权贵，有一批中层贵族，更多的是中下层平民，包括手工业者以及地位卑下的奴隶。 台西遗址的居址大多呈长方形，可分三类。很低一类是半地穴式简陋居室，面积4平方米上下，通为单室带灶坑，有的室内还挖有供储藏用的小窖穴，出有陶鬲、残石器之类，似为下层平民或隶仆所居。中间一类是地面式双室房屋，面积8平方米以上，居住空间略有增大，常采用墙体支承梁架构筑法，双室的布置，一般是一室内有灶坑和炊事小灶，并列的另一室内有储物窖穴，可能属于中层以上平民家庭所居。这两类居室都分布在邑内次要位置，而占据中心位置者，则是一组大型宅落，无疑属于上层贵显人物居住和治事之所。 这组大型宅落，占地面积达1400平方米以上，由7座大小形制不一的房屋（即编号为F1～6、F12）组合而成，均为地面式硬山顶或平顶建筑，房屋之间有狭道相通。东西向和南北向房屋有机搭配，形成三片庭院，中心主体建筑为曲尺形，其南部构成东、西两片三合院，东院约200平方米，西院约10O平方米；其北部构成一片四合院，北院面积约100平方米。7座房屋中的4座是双连室，有的还带明暗套间，面积25～49平方米不等；2座为单室，面积分别为6.8和11平方米，室内有土台、壁龛、风窗之类，座落在这组宅落的东北和西南两侧，门道均东向，成为西、东两院的两个配房；中央的1座曲尺形主体建筑，面分6间，面积近150平方米，墙体高3.38米，有风窗，曾用一青年女性人头奠基。整个宅落组合有序，主次分明，有大小庭院、水井、储藏窖，甚至包括垃圾坑的卫生配套设施，房屋的性质用途也有细分。主体建筑居中一间，门向南开，门道前有凸出的门楼式建筑，室内有土台，其屋梁、门道、檐下悬挂人头4个，这里很可能是邑内权贵处理要务之处，旁边的5间侧室偏室，似为居住、宴燕之所。北院西侧1座南北向建筑，西墙两端对称埋人水牛角1个，又用一具幼儿瓮棺奠基，屋前有4坑，3坑分
①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78～ 79页；《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109页；《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87～89页。 ②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文物普查组：《河北省石家庄地区的考古新发现》，《文物资料丛刊》（1），1977 年。
别埋牛、羊、猪三牲，1坑埋3具被捆缚的成年男性，屋内柱上和檐下挂4个30岁左右男性人头，显示出神圣的宗教色彩，故有可能是祀所。分布在三片庭院的其他一些双室建筑，可能是贵族家支成员所居。至于两座单室配房，据位置所在，可能力近侍或卫士之所。在大型宅落的很北部，还有酿酒作坊。 由此可见，本处诸侯臣属邑，区划规度与商代分片分等级的居住常式紧相一致，贵族宅落房屋成群，配以小型化把神祭鬼之所，聚集于邑内中心位置，要在“定其人神所居”，明显近于商代王邑宫室群体格局模式的一种缩小型。周围紧紧依附的民居，以及公共墓地中贵族墓和平民墓并存，说明邑中基本社会组织，仍维持了族氏生活共同体，唯因贫富的分化和阶级的对立，原族尹家室早已上升为邑内主宰，并相应成为商王朝地方一级行政单位。 河南商丘地区拓城孟庄商代前期遗址①，也是商国中心统治区内一处重要诸侯臣属邑所在。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宽280，东西长110米，占地面积约3万平方米。邑内包括大型夯土台基、平民生活区、制陶工场、冶铸作坊、墓地等，出土大量制陶、制骨和冶铸生产工具，许多农业生产工具，还有渔猎工具和大量渔猎食物残余，表明本邑以内向型经济为主体，邑组织结构和邑的区划规度安排，大致是在这一经济背景下展开。 遗址的东南部发现两处夯土台基址和异常密集的灰坑；北部也有一座大型夯土台基址，台基已残，估计面积达336平方米，用一青年女性奠基。推知邑内贵族统治集团组织内部，似分为若干个级次，分居邑中不同位置。紧邻北部夯土台基之南，是邑内的制陶工场和墓地，在15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陶窑1座，窑前圆形半地穴式房址1座，堆放燃料的土坑或其他窖穴16个，墓葬7座。房址面积约8平方米，有灶坑，可能是制陶工头或技工家室所居。周围墓葬，大多无随葬品，但有一墓，埋着一位约35岁的女性，身上洒红硃砂，填土中有许多有意打碎后放入的陶器，她生前身分可能是这处制陶工场的工头或技工。另外在一些废窖穴内弃置有身首分离的成人骨骸，以及一些被捆缚活埋者，当是毫无人身自由的工奴或奴隶。不过这批人虽有高低之分，却都同埋一地，可见与这片窑场一样，均隶属邑内贵族统治集团。 平民居住区位于遗址南部，在250平方米发掘范围内，发现房址7座及一些房基柱洞残迹，铸铜作坊1座，答穴和灰坑若干个。房址分二类，一类是有夯土台基的泥墙架梁式两面坡顶房屋，为数不多，其中1座台基面积近70平方米，三室并联，各开门户，均朝南，中室很大，有18平方米多，室内有供炊事的长方形灶坑，东、西室分别为6.5和7.5平方米，均无灶，西室放有石钺、陶瓮、钵等，三室共一灶，组成一有机结合的生活实体，可能属之由几个子辈小家庭合成的一个父系大家庭，他们应是邑内上层平民阶层。另一类是为数较多的无夯土台基房屋，似为中下层平民个体家庭的居室。在邑内仍保持了聚族而居的形式，尽管族组织体内部贫富分化如何鲜明。 应指出，孟庄遗址族组织聚居点内分布的害穴，有的同出农、渔、制骨生产工具，有的农、铸铜生产工具、卜骨同出，有的单出农业生产工具，说明族内经济生活主体是农业，辅以渔猎生产，个别务农家庭，间也从事一些如制骨之类的小手工业生产。紧挨上述第一类居室之北，发现冶铸铜器作坊一座，这种投资大、技术环节多、知识密集型的青铜工业，当通由族内上层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柘城孟庄商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1期。
平民大家庭主持。从冶铸作坊附近出土的■、爵内模看，都属贵族用品，而第一类居室根本不出这类用器，故其产品当直接归邑内贵显阶层所有。 从上述台西和盂庄两处商代遗址可见，商国的诸侯臣属邑，居民主体是族氏组织，居住形式实行分片分级的聚族居住制，但经济形态有所不同。台西遗址反映的是贵族家支直接统领本族平民和奴隶，从事邑内农业和其他手工业生产。孟庄遗址恐不止一个族氏组织，贵族统治阶层又分若干级次，直接或间接治理邑内各片族组织体，族体内部的贫富两分现象也十分明显，邑内经济生活支柱主要有赖于各族体组织。邑的结构规模不同，区划规度也是有其差异的。 商代还有为数众多的小型邑聚，居民组织系属同一族体或家族，贫富不均现象也不明显，各地均有分布。甲骨文中王朝、方国或诸侯臣属邑下领群邑，当指这类小邑聚。 河南内乡黄龙庙岗商代遗址，在65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房基7座，灰坑18个，房基普遍呈圆形，分半地穴式和平地起建两种，室内均有灶，有的灰坑尚存有谷物遗痕①。北京昌平张营商代遗址，在25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葫芦形带灶坑的6平方米上下的半地穴式居宅，出有石制、铜制诸农、渔、猎生产工具②。湖南岳阳对门山商代遗址，发掘面积256平方米，距居址5～30米处发现陶窑7座，料坑4个，附近200米处又有一片墓地，有多人合葬墓③。可见，这类小邑聚有其自给自足的群体经济生产手段，保持着各自固有的居住方式和生活习俗，包括葬俗，显然邑中居民组织是以血统亲属关系为纽带而结合成的族体或家族，当然也不排除外来的收养者。 山东平阴朱家桥晚商“邑聚”遗址，在230平方米范围内，密集分布着21座半地穴式小型居址，大者面积不足12平方米，小者7平方米，构筑均甚简单，地基未经夯打，室内有灶坑，若干陶制生活器皿，以及蚌镰、网坠、骨链、铜铁、纺轮、石杵等生产工具。房址附近有一些贮藏窖穴。居住区西面是公共墓地，都是些小型土坑墓，除个别随葬一二件陶器外，一般均无随葬品④。河北邢台曹演庄、河南孟县西后津两处商代“邑聚”遗址，各发现3座房址，也仅是些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半地穴式棚屋①。在这些邑聚中，族体或家族组织的血缘纽带仍起着内聚作用，人们长期共居一地，平等相处，靠群体间的协作从事生产活动，无上下悬殊差别，生活贫困落后，但个体家庭虽是一个生活单元，有时也能单独进行某些生产活动，唯经济能力毕竟不能从族体家族组织中独立分离出去。 商代邑聚规模均甚小，以小型居宅、周围土田生物圈、公共墓地、或有一些小型手工作坊、邑人等构成邑聚生活内涵，区划简单，大致保持了由来已久的格局，邑聚人口数量有多有少，决定了邑聚相应的小中有别之异，但
①杨宝成：《内乡县黄尤庙岗商代遗址及战国秦汉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文物出版社， 1990年，179～180页。 ②王武钰、郁金城：《昌平县张官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1991年， 151～152页。 ③何钦法：《岳阳县对门山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210～211页。 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山东平阴朱家桥殷代遗址》，《考古》1961年2期。 ①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邢台曹演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4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新乡地区文管会、孟县文化馆：《河南孟县西后津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4年4期。
安全防御性能均极差，很易遭受外敌侵害，故恐怕每每不得不依附周近强大军事政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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