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以还，这种在知识分子中广泛流行的饮茶赋诗酬唱的生活对于生活文化的提升与普及，具有正面的时代意义。一方面社会生活走向多元化，一方面政治控制逐渐松动。于是，文人集团的集社活动趋于活络，文人生活文化中诸如饮茶性灵生活，在当时被视为一种较高层次的社会生活，当时也是一种超凡不俗的生活形态。
明代士庶分际甚严，布衣博学能诗，既有缙绅、官僚愿意降身酬游。生活文化等各层面，皆在遽变之中。而文人的文会社集，对饮茶性灵生活文化，往往也在此诗文聚会间开展。如祝允明为苏州文人集团中解茶名士，与当代著名隐逸茶人吴大本、王濬之，寄怀茶人沈周、史明古、文征明、唐寅等交厚。他们“事贤友士”的诗文社集，即常以饮茗焚香作为一种前序的雅致气氛，而后论文谈辩，消日永夜，乐此不疲。
归有光与友人沈贞甫，时时过从，沈氏世居安亭，“以文学往来无虚日”。所至扫地焚香，图书充几。归氏在安亭，无事每过其精庐，啜茗论文，或至竟日。啜茗论文赋诗，或焚香读书习静，在明代中叶的文人集团间，是一种日常性灵生活文化的普遍性寄怀行为。
明代社会，不论是文人或茶人集团，诗文的酬酢往来，本质上就是文人取得社会地位、集团认同的必备条件，同时也是树立个人声望位阶的才华展现。所谓茶人集团的精英分子，除具备传统文人的格调，另披上嗜茶、擅茶的外衣而已。
当时李日华论到文人集团诗文酬酢风尚说：时人为诗之弊，率为酬与游两端。其实酬酢与交游，正是文人集团所以能成群结聚，营造声势，瞰名一顾的主因之一。
晚明社会，文人朋比派分，积习难解。谢绝酬游者，如徐乐轩，只能终隐植茗自适。不肯下人者，如姜子干，则被排摈于集团之外，尚需藉势延誉自存。不然，就须如袁中道之辈，积极酬游，攀托集团领导人物。
文人集团与方外野禅，也素来交契达趣，禅僧性近茗枕，话禅习静，甚至艺文之间，茶烟袅袅而起。其性灵生活阔然无涯，藉助自然生态的陶冶，品茗的清课，以湧动艺文创作的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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