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畜牲”一类给小男孩取名的，也特别多。在江浙一带，叫阿猪、阿狗之类。在四川，则叫“狗儿”、“牛儿”、“猪儿”、“马儿”，或者叫“狗娃子”、“猪娃子”、“牛娃子”“马娃子”一类。 这种着意于粗俗、着意于“畜牲”的取名，自有它的文化渊源和命名习俗的。或则取其命贱、命大，易避邪恶，易防灾害，不易夭折，容易养大；或者取其与人的生活亲近，对人有亲呢之情。由于囿于见闻，对于其它吉祥、长命之物，识见者不多（传说中的“龙”一类，人们虽不曾见诸实体，但在幻想中还是熟悉的，因而也常常被用来命名），惟猪、狗一类，随时可见，随处可见。 凡此种种取名，大多出自父辈们偏爱男孩子，而男孩子又大多接连夭亡，于是取一丑名乃至恶名，以期逢凶化吉。 当然，这些取名者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类名字的不雅致。他们对于女孩，就从不这样取名。这一方面，大概也来自重男轻女的传统偏见，对女孩借他物来逢凶化吉的期望值不像对男孩子那么大；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更普遍的一个方面，是传统的审美心理所致。他们认为女孩需要纤细，需要柔美，因而应避粗俗，应避浅陋。而男孩的审美素质，则是只要粗旷，那么，丑陋一点儿，也无关大局。 人的名字，仅仅是一个人的特殊代号。这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的。但是，实际上，一个人的命名，极少是仅仅当作一个人的特殊代号，而总是要赋予它这样或那样的意义的，至少是有一定的用意的。这些用意，归纳起来不外是下述诸种： 1.着意于初主时父母的感受 孔子的得名，据说是因为他的母亲求子的心太切，向着一个尼丘祈祷才怀孕的。他呱呱堕地以后，父母发现他的头颇像丘陵的形状。于是，便给他取名叫丘，字仲尼。 孔子的儿子名鲤，据说是因为“伯鱼之生也，鲁昭公使人遗之鲤鱼，夫子荣君之赐，因以命期其子”。 2.看意于诞生的时间和地点 秦始皇出生那天，恰好是正月元旦。古时，“正”与“政”通，故取名“政”。 元朝大画家杨公望，他父亲望到90岁时才得到他这样一个儿子。于是给他取名为“公望”。 3.着意于父母的殷切期望 这种期望，其值，特别地大；其面，特别地广。举其要者，大致有以下数端： （1）预祝其健康、长寿的。如，李铁柱，王长庚，赵万年。 （2）期望其荣华富贵的。如，张光宋，王长华，孙顺富，周大贵。 （3）希望其多才艺的。如，王能诗，胡学艺，陈宗智，谢万才。 （4）希望其成就事业的。如、郑光祖，李跃先，张超群，王世杰。 （5）希望其品德高尚的。如，李先忠，王大孝，陈学朴，张本善。 4.着意于对古人的仰慕 这一类，大多是自己给自己取名。其方法，也多种多样。 （1）直书借用。如：司马相如慕蔺相如，严武慕苏武，顾野王慕冯野王，顾禹祖慕范禹祖。
（2）以“字”释名。如刘子舆字希孟；姚平仲字希晏；章如旦字希周；金渊字希颜。这里，“希”字后面的“孟”、“晏”、“周”、”颜”等字，均为古代圣贤人的姓氏。 （3）在同姓先贤的名字中加一仰慕字。如，张学良，孔宗尼，颜师渊，杜效甫，韩崇信，李敬白，萧仰何，陈仿平。 5.着意于通过数字来标明行辈 大概在原始社会后期，氏族分裂时，那些后起的氏族为了表示自己与原氏族的关系，便开始使用某某氏族第二、某某氏族第三等一类的名称。从这里，大致可以看出在原始社会，也许是在人类有了数字观念不久，便开始有了以数字命名的习俗了。 早在殷商时代，在甲骨金文里也出现了以伯、仲、叔、季等数字代称为名的记载。如，《隶遗》有伯鱼父；《博古图》有孟鱼父；《扶风齐家村铜器群》有仲代父；《裙古录金文》有叔硕父；《三代》有季于父。 以后，在汉代、唐代、明代、清代，以至于现代和当代，都有通过数字来表示排行的。如周立波的小说《暴风聚雨》中，就有”韩老六”、“韩老七”等。这此人，虽然另有“正式”的名字，但常常是“备而不用”的。 以出生时父母的年龄及其合并数字为名，是数字名的另一种形式。如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五，生子即名四五，或五九，因为五九即四五（相乘）。 《风波》中的人物，很多以数量词命名，如九斤老太、七斤、七斤嫂、八一嫂等。 数字取名，自然别有一番情趣。只是，过分多了，就容易重夏、雷同，失去了名字的“特殊姓”这一核心因素。 6.着意于通过住处，标出某种情致 郡望，从魏晋到唐代，每郡的显贵，世人都称为”郡望”，又名地望，意思是，世居某地，为人所仰望。比如唐代的大文学家柳宗元，河东解（今山西运城解州镇）人，当时郡望属河东郡，所以世称柳河东。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江西临川县人，世称王临川。 北宋散文家曾巩，江西南丰县人，人称南丰先生。 明代大政治家张居正，出生于湖广江陵，人称张江陵。 清朝诗人袁枚的住处叫随园，人称袁随园，他写的诗话，自称《随园诗话》。 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有间书斋叫“聊斋”，人们便称他为聊斋先生，他写的怪异小说，自名为《聊斋志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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