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中叶到西汉初年，是我国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其中，变动很大的是奴隶制变为封建制。在这一大变革中，旧的贵族开始没落，有许多沦为奴隶，不少人的社会地位和世族地位发生了世变。不少人由昔日的坐上客而一朝变成了阶下囚，甚至被诛九族。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有不少的人变易了原来的姓氏，而择取了一个与一般佃民没有差别，乃至于“姓”与“氏”难以区分的姓。 另一方面，在动乱的社会大变革中，另有一些人，尽管他们原是些无名小卒，乃至是一些根本无姓无氏的佃民，却一跃而成了新显贵。这种人，早在战国初期就已经不少了，如有名的齐国游士冯酂，家贫，只好给孟尝君作食客。只因游说数见成效，遂成了孟尝君的坐上客。这种人，在秦末汉初就更多了。比如赫赫有名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原是雇农出身；吴广，原是贫苦农民出身；周文，原为楚将项燕军中的小吏；刘邦，原为沛县泗水亭长，后为汉高祖；萧何，原为沛县小吏，后封为酂候；彭越原为渔人，后封为粱王；樊啥原是杀狗匠，后封为舞阳侯；等等。这些人，身处很高统治地位，原先出身寒微，并没有一个显贵的世族，因而，他们不仅很自然地乐于破坏旧的“姓”“氏”制度，乐于废除一些古代的“姓”“氏”；而且急于创立一些新的“姓氏”制度，并代之以新的“姓氏”。由于出身贵族与出身佃民社会地位的巨变，延续了约两个世纪之久的用以“别贵贱”的“氏”，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实际的意义，于是，“姓”“氏”合一的新的姓氏习俗便形成了。 这种”姓”“氏”合一的习俗，究竟形成于什么年代，由于资料的缺乏，
现在尚很难作出精确的判断。但是，孟子曾说过这样的话：“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孟子既然是提“姓”和“名”而不提“氏”，可见当时“姓”与“氏”已经合一，或者说，“氏”已经融合到“姓”里面去了。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约前372—前289），姓氏合一的形态变化，大抵发生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至迟也不会晚于孟子所生活的战国中期。孟子所说的这一“姓”与“氏”的变化形态，已经与我们现今的“姓氏”形态大体一致了，已经不再是“女子称姓”、“男子称氏”的姓氏形态了。 战国以后，特别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由于封建制度战胜了奴隶制度，反映奴隶主贵族的姓氏制度也被彻底废除了。不只是贵族才有姓氏，一般平民百姓也都有了自己的姓氏。因而姓和氏开始融合成一体了，不再加以区别，也不再分开使用了。 到了汉代，人们更不注意它们之间的区别了。或者称姓，或者称氏，或者兼称姓氏，都是一个意思。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道：孔子“字仲尼，姓孔氏。”这是司马迁的误记。其实，孔子的祖先为宋国人。子姓（宋国属“子”姓），“孔”只是氏，而不是“姓孔氏”。其他，如说，秦始皇，姓赵氏；等等，也都属于同样的误记。这是因为汉代人己不注意姓和氏的区别了。司马迁受时代的影响，错误地用汉代的姓氏习惯去称谓西汉以前的姓氏。无怪乎顾炎武在《日知隶》卷二十三“氏族”中这样说：
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日“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日“姓刘氏”。 从先秦到汉初，“姓”、“氏”之称，是在不断地变动着的，而且变动是很大的。生活在汉代的司马迁，用变动了的汉代姓氏习俗去记述还没有变动的先秦姓氏习俗，看到了“动”，而没有看到“静”；虽属误记，但可以得到解释。生活在不是汉代而是在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责怪司马迁“混用”，这是只看到了“静”而没有看到“动”；虽然正确，但没有准确地把握住从先秦到西汉，姓氏习俗中的这一大变化。还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是司马迁的对变化了的西汉姓氏习俗的忠实记录，虽不符合先秦时的姓氏习俗，但却反映了从先秦到汉初时期姓氏习俗的突破性变化。其中，特别是“姓”“氏”无别，以“氏”为“姓”的变化，标明了五帝以来旧的姓氏制度的渐趋衰亡，在姓氏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使姓氏习俗从此定型化，而且一直沿用到近代再到当今。 本时期中，特别是对中国实现了大统一的秦汉两代中，一般人对于“姓”与“氏”的旧的观念虽已不复存在，或者大为减弱；但对于王族来说，却不免仍然存在着“因生以赐姓”“氏以别贵贱”的旧想法。 远者，如刘秀中兴、刘备王蜀和刘知远建立后汉都要挂起刘氏王族这块标牌。近者，如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的阿Q，有一句口头禅：“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 而且，这种不管众姓独重一家的“唯皇姓是尊”的观念，尔后或轻或重或明或暗地延续到若干个朝代。很明显的是，《百家姓》、《千家姓》、《御制百家姓》这三本书，都是专门辑录中国姓氏的书，书名也大体相同或相近。但是，三本书的开头却完全不一样。《百家姓》中的第一姓是“赵”，《千家姓》的第一姓是“朱”，而《御制千家姓》的第一姓是“孔”。为什么会
出现这种差异悬殊的姓氏排列法呢？原来，《百家姓》的作者虽然“供名”，但为北宋时所编，这是肯定无疑的。北宋王朝姓“赵”，“赵”理所当然的是“国姓”。为“尊国姓”，故以“赵”居首位。《千家姓》为翰林院吴沈所编修，成书于明代洪武年间。明代王朝姓“朱”，“朱”姓当然也就是“国姓”。为了“尊国姓”，当然也就以“朱”居首位了。《御制百家姓》居首位的不属于清王朝的“国姓”，因而，乍看起来，似乎没有“唯皇姓是尊”的旧观念；然而实际上是由于清王朝的姓氏“爱新觉罗”音节过于繁复，又与一姓一音的中国绝大部分姓氏的语音结构相去甚远，实在无法编人句式严整的《百家姓》一类的书籍之中。而他们以“孔”姓居首位，无非是以推崇孔圣人的为名，标明满族这一皇家也是正宗，从而借以箝制人心而已。 在本时期中，姓氏习俗的再一大变化，是“复氏”的增多。在春秋以前，按照宗法制度的自然发展趋势，每一代贵族都会或快或慢地、或多或少地分出一些支族。而每次新分出一个支族又必须有自己新的“氏”。这样，支族愈分愈多，“氏”也就愈来愈多。“氏”称一多，就难免会出现相互雷同。比如“虢”氏，均为王季之后，分为二国。一为虢仲之国，在今虢州，称为西虢。后为晋所灭。一为虢叔之国，在凤翔虢县，称为东虢。后为郑所并。两者的子孙，都以“虢”为“氏”，这就相互雷同了。又如，“棠”氏，来源也有二。一为齐桓公之后，封邑于棠，其后人便以“棠”为“氏”。来源不一，而“氏”却雷同了。其他，如各国的公子中以子张、子夏、子国为字者甚多。于是，在不同的诸侯国里都可能出现“张氏”、“夏氏”、“孔氏”、“国氏”等相互雷同的“氏”。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人名，迸而导致相关方面的混乱。在姓氏异常礼制化的周代，当然要设法避免这种由于“氏”称上的雷同而引起的相关方面的混乱。避免雷同的重要手段，就是减少“单氏（以一个字为‘氏’）”，增多”复氏（以两个以上的字为‘氏’）”。于是，到了春秋中期，“复氏”便逐渐地增多了。到了春秋末期，“复氏”就更加大量地出现了。比如，孔子72位弟子中，属于“复氏”氏称的就有23人。即：端木、颛孙、漆彫、公伯、司马、公西、巫马、公孙、公祖、公良、公夏、壤驷、奚容、公肩、句井、罕父、左人、步叔、叔仲。另外，在《孟子》一书中，大略统计，也有“复氏”氏称16个。即：氏正、北宫、东郭、孟仲、公明（即公孟）、公都、公输、淳于、公行、沈犹、咸丘、司堿、屋庐、公议、浩生、盆成。其他，如《庄子》中的寓言人物亢仓、畏垒、庚桑以及别的为人们所熟知的”复氏”，如左丘、公羊、谷梁等真是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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