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朱熹集注：《诗集传》卷二十。 ⑤《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88页。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11～12、31～33页。 ②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县文几局：《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6年11期。 ③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河南罗山县蟒张商代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2期。 ④《左传·隐公十一年》。 ①表内分期栏数字，为殷墟考古文化分期，一期约当盘庚至武丁前期，二期武丁至祖甲前后，三期廪辛至 文丁时，四期帝乙帝辛时。礼器总数仅统计青铜容器（包括铅器）。资料出处，先记篇名（或书名），再 列刊物期号。
商代王墓均遭盗掘，故未统计入表。 上表序号1妇好墓出觚53件，爵40件而配■12件、象牙杯3只，则两数约略同，可视为50余套。墓中青铜容器总数210件，殉16人，礼仪规格极高。据甲骨文所记，妇好生前为商王武丁之妃，极受宠，曾一度出入征战，握有重兵，兼为王室重要将领①。在众多的随葬礼器中，有一件重达138.2公斤的青铜三联甗，由一件长方形六足甗架和三口大甑合成。据实验，三甑若同时正放，则甑耳会互相碰撞，故使用时，或将中间一甑正放甗上，左右两甑侧放，或三甑同时侧放②。这件巨型炊蒸器铸有“妇好”铭文，宛如一座多眼烧灶，可灵活搬动③。这些特征表明，可能直接用于大型宴飨场合，将已煮熟的三种食物在烝上同时温而食之，颇类今之“火锅”进食法。另有一件带“好”字铭的汽柱甑形器，重4.7公斤，汽柱中空镂孔，直透器底中心，上作花开形，据说用时腹腔盛食物，置于鬲上，利用上腾蒸汽蒸而熟之④。不难想见商王室很上层权贵围器宴飨的盛大场面，及妇好生前酒食醉饱的荣华富贵生活。看来晚商王妃很高礼遇，可以享至50余套觚、爵这一等级。 序号2—4三墓出10套觚、爵，有10觚10角（相当10爵）和4觚10爵之别，殉人4至1人不等，墓室面积中等，大大低于王妃墓。出10觚10角墓见于殷墟王邑，同出戈、矛、钺、大刀等220件器物，铜镞90Q多枚，青铜武器占极大比重，附近又发现车马坑两座，可见墓主是位政治地位相当高的军事统帅，是王朝的高级权贵。出4觚10爵的两墓见于山西灵石旌介，分属晚商两个不同时期，均出有不少兵器，以及一种长20多厘米的管状手持礼器“策”，用来显示身分；墓主似属方国君主，且享有的总礼器数一代胜过一代。 序号5—7三墓分别为6觚4爵、6觚1爵、4觚6爵，因发掘资料欠缺，难作分析，然滕县井亭一墓出青铜容器有16件之多，则这一级别的墓主，要亦属王朝或地方上层贵显人物。 序号8—11四墓分别出五套觚、爵或3觚5爵。自商代前期至商末，自王邑及地方均见。在王邑者，其墓面积中型，规模逊于地方，然有5人殉葬，随葬青铜容器总数超出地方，所举小屯Ml8墓，器铭有“子渔”、“侯围”，亦见于甲骨文。子渔为商王武丁之子，常主持王室的重大祭祖，受有封地①。甲骨文有“呼围”，“王令围”，系人名，侯围可能是其封侯胙土之称②。墓主不管为谁，大体应是王室所出重要贵戚人物。在地方者，这一级别的墓主，随葬青铜容器大致在20件左右。盘龙城李家咀M1无兵器随葬；罗山天湖M1出8戈36镞；长清兴复河一墓出6戈46镞及车马器；均不见锁的青铜礼仪之器，这类墓主与商王朝关系相对要疏远些，大体是各地土著族落头目或方国的高级官员之序号12—16五墓，或出四觚，或出四爵，配其他酒器，大致可划归四套等列，随葬青铜容器总数一般为10至20件上下，墓主生前大都握有兵权。如定州北庄子M5，人殉2个，同出7戈2矛6链，铜策1。又如盘龙城李家咀M2，人殉3个，还出5戈7刀2矛1斨等。石楼二郎坡一墓出
①参见王宇信、张永山、杨升南：《试论殷墟五号墓的“妇好”》，《考古学报》1977年2期。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443～444页。 ③④参见陈志达：《妇好墓三种罕见的殷代青铜炊蒸器》，《文物》1981年9期。 ①参见王宇信：《试论子渔其人》，《考古与文物》1982年4期。 ②参见周水珍：《殷代“韦”字铭文铜器》，《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
有戈刀斧所各一。后两墓均发现青铜礼钺两秉，可见这一级别的墓主，既是当地强族的高级军事将领，似又与商王朝保持有较密切的政治关系，充当着王朝与各地族落方国政治、军事权衡关系中的中介角色，有的甚至可能成为商王朝在其地的重要代理人。至于序号13殷王陵南墓道的陪葬者，享用3觚4爵1斝，则生前身分必非一般，有可能是与商王关系较密的高级近侍卫士。 序号17—24共八墓，属三套觚爵等列，均为晚商墓葬，墓室中型偏小，有殉人者四墓，用6至3人不等，平均随葬青铜容器15件左右，但在殷墟王邑者，数量都高于外地，而墓室规模却略低于地方。这种差别应有政区所在位置和经济优势方面的原因，大凡说来，离殷都愈远，墓室面积愈大，礼器数则减，呈反比。据序号21罗山天湖M28墓同出3戈，与上述出8戈的罗山天湖Ml高级权贵墓同属一期，但显然等级要低些。可知这一等列的墓主，属于中等权贵。在王邑的这批中等贵族统治者，殉人早期多而晚期少，大概反映了一种社会演进趋势。 出二套觚爵的墓相当多，序号25—52共列举28座，自商代前期至商末各地均有发现，墓室面积10余至数平方米不等。有殉人者14座，很多的用8人，少的用1人，但大多数墓不见人殉。 随葬青铜容器，很多的13件，很少的4件。应注意的是，这一等列的墓，属商代前期者面积均有限，不过是3到5平方米上下的小型墓，殉人用1人；至晚商早期阶段，墓室面积稍大，有上升为8平米左右的中型偏下墓者，殉人数有增至3—8人者；以后这些方面又呈下降趋势。凡商王邑之外的墓，面积有过10平米者。 种种迹象表明，这批墓主生前应是一般性贵族成员，组成成分比较复杂，政治身分有所不一，社会经济地位也参差不齐，属于不稳定的社会阶层。不少墓或多或少出有刀、戈之类的兵器，有的墓主生前可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中等武官，有的可能是一般贵族子弟，战时则义不容辞要加入战士行列，但也有的似为地方性弱小土著族的首酋。 商代更有为数众多的随葬一套觚爵的小型墓，面积大的不过7平米上下，小的不及1平方米，序号53—87共列举35座。仅10座有人殉现象，用人1至2人。随葬青铜容器，很多的为8件，见于殷墟王邑。多数为2—4件。明显比上一类墓低一个等列。这类墓在商代前期未见殉人现象，随葬器物也偏少，至晚期稍早阶段殉人例有增，随葬器物略有加，以后殉人现象又减少，但随葬器物一如此前。另外不少墓单出或同出兵器或生产工具镰、锛、纺轮之类。墓主生前应属末流贵族或中上层平民，有的可能为下层官员或战士。他们中多数人在平时要参加生产劳动，战时要服兵役，代表着自由平民中的主体成分。其所在家族或族氏，早期的经济实力有限，晚期有所上升。其中容或有人因战功等原因，社会地位和政治身分可能有升迁。如序号67殷墟西区M692，葬具有棺有椁，铜器虽仅两件，却同出青铜戈9件，又以2人3狗相殉，墓主至少应是位下级武官。再如序号68一墓，也有棺椁，以1女孩5狗相殉，同出铜戈13件，玉戈、石戈各1件，随葬铜器，在一套觚、爵上有铭“象”字，鼎铭为“执象”。“象”可能是墓主私名，“执”为家族或族氏名，殆以分支家族之长又兼为王朝下级武官中之佼者。序号87定州北庄子M80，一棺一椁，以4狗相殉，同出5戈8镞，弓形器、锛、斧、凿、骨刀各一，可注意者，还加入1木觚和1铜策，似表明墓主生前政治地位已
向上一等列靠近。 要而述之，建立在“重酒”社会风习基础上的商代酒器觚、爵的礼器名物配使，笼罩着深刻的政治色彩，是以一种金字塔结构式的等级制为其重要表征。自商王之下，使用者所能享有的觚、爵套数，至少可分为八大等列：其一是王室很上层权贵和受宠王妃，能享至50套以上者；其二是殷商王朝的高级权贵或军事统帅，以及各地方国君主，能享10套之多；这两个等列，大体代表着金字塔结构的很顶端。其三是6套的使用者，身分可能为王朝或地方的上层贵显。其四是5套使用者，基本属于商王朝受有封地的贵戚，或族落方国的高级官员。其五是四套使用者，有商王高级近侍卫士，以及地方强族或方国的高级军事将领，后者或因与商王朝关系密切，其政治身分和权力甚至有超逾社会地位显尊的第三、四等列的人。这三个等列代表着金字塔结构的次顶层。其六是中等权贵，一般享至3套，王邑与各地基本一致。其七是为数较多的2套享用者，属于一般贵族之列，有的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中等武官，有的是一般贵族子弟，有的是地方弱小土著族的首酋。这批人大致处于金字塔结构的中间层。其八是众多的一套使用者，大致属于末流贵族或中上层自由平民，代表着金字塔式等级制的庞大下层，其中有的人身分为下级武官或战士，有的为支族之长，有的是人身比较自由的生产劳动者。当然这一等级制结构的金字塔，其基座是广大下层平民，包括奴隶，青铜酒器与他们无缘，至多能使用几件陶酒器，见上节所论，不赘述。《大盂鼎》说的“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正间接揭示了商代等级制的酒食礼俗。
电话：
微信：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