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参见张长寿、张孝光：《殷周车制略说》，《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③杨宝成：《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考古》1984年6期。 ④孙机：《中国古独■马车的结构》，《文物》1985年8期。 ①石璋如：《小屯殷代的成套兵器》附《殷代的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2本，1950 年。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 年1期。报告中称之为“管状器”。 ③《诗·大雅·棫朴》。 ④《合集》6834。 ⑤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中译本），374～376页。
宗之孙子有武功有王德子天下者，无所不胜，服乃有诸侯建龙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进入者，”孔疏：“举其有十乘耳，未必同时至也。”说明商王邑是当时政治和交通中枢所在，时有各地的贵显人物，乘坐各式各样的马车出入往来。 商代各地族落方国贵显阶级的马车，在考古发掘中每有发现。1979～1980年河南罗山蟒张后李发现商代息国墓地，在一座高级权贵墓 内，出土一件铜车饰，形似伞盖，首部饰云雷纹、小圆涡和四足蝉纹，可能是车顶盖帽，十分少见①。看来，这种车属于出行交通工具，不像是战车。 1971—1972年安徽颍上赵集王拐村征集到一批这一带出土的晚商车辖、铜铃、弓形器等②。 1978年河北灵寿县西木佛村发现一座商代“亚■”的贵族墓葬，在出土的24件随葬品中，有车辖、铜铃、铜泡等车马器③。 1991年河北定州北庄子发现的商代贵族墓，出有驾车用的铜策两秉④。 1971年山西保德县林遮峪发现一座商墓，在随葬的30件铜器中，有车辖、舆栏饰、车铃、马铃等午马器19件⑤。 山西灵石施介村发现一处商代“■”族贵族墓地，在1985年发掘的一座一椁三棺一夫两妻合葬墓内，有殉人一具，仅随葬铜器就达40余件，内有车马器。还出土一根铜策，长28.1厘米，细管状，上有半圆形纽管，上端饰牛首，下端饰兽首，管表有细线纹①。造型工艺与上节述殷墟出土铜马策相比，更胜一筹。（见前图16：1）1988年又在附近10米处发现车马坑一个，惜被盗，车制结构情况不清②。 50年代陕西武功游凤镇曾出土商代铜器一批，及车马器21件③。 1975年陕西渭南县南堡村农民在平整村东坡地时，发现一座出有商代“莘邑”铜器的贵族墓葬，随葬铜器52件，玉器3件，骨蚌器40多件。其北10米处也有车马坑一个，惜被平掉④。 1983年陕西清涧县李家崖一座商代土石结构城址，出有车马器⑤。 1986年陕西西安东郊老牛坡发现一处商代晚期墓地，清理大小墓葬45座，有车马坑和马坑各一个，车为一车两马，马坑中人马犬同穴，唯所属主墓尚未找到⑥。 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古城，1986年在城内中轴线上发现2个祭祀坑，其中二号坑内除出有大批精美的铜、金、玉、象牙、骨、石器外，还出有车形
①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河南罗山县蟒张商代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2期。 ②阜阳地区博物馆：《安徽颍上、赵集发现商代文物》，《文物》1985年10期。 ③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灵寿县西木佛村出土一批商代文物》，《文物资料丛刊》（5），1981年。 ④《定州北庄于商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⑤吴振录：《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文物》1972年4期。 ①陶正刚：《灵石县旌介村商代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95～96页。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县文化局：《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6年11期。 ②陶正刚：《石楼式商代青铜器概述》，殷墟甲骨文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89年。 ③段绍嘉：《介绍陕西省博物馆的几件青铜器》，《文物》1963年3期。 ④左忠诚：《渭南县南堡村发现三件商代铜器》，《考古与文物》1980年2期。 ⑤吕智荣：《试论李家崖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9年4期。 ⑥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6期。
器⑦。 山东寿光县益都苏埠屯商代晚期贵族墓地，屡有“亚醜”族氏标识的铜器出土，还曾发现过铜軎、辖、轭首、踵等车马器构件①。1965～1966年又发现两座二墓道大墓和两座中型墓，另发现车马坑一个，出土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车马器②。 1983年寿光县城北“益都侯城”亦出有商末车马器③。 1957午山东长清具兴复河发现一座商代墓葬，出土青铜礼器16件，又有车马器同出④。 山东膝州市前掌大村一处商代方国贵族墓地，自1981年以来经前后三次发掘，发现其平面布局以3座两墓道大墓呈南北中轴线排开，东西两侧各横排两座甲字型大墓，这些大墓周围又错落着一些中小型墓葬。在1987年第三次发掘中，发现车马坑一个，另又在M214的两墓道大墓棺椁上发现两套车轭及零星马骨，M215的甲字型大墓内也出有车器⑤。 山东胶县西庵一处商周贵族墓地，曾出土过大型石磐和铜车马器等。1976年又发现车马坑一个，一车四马，年代似已属西周早期⑥。 以上16处商代车马坑或车马器构件发现地，计河南1处，安徽1处，河北2处，山西2处，陕西4处，四川1处，山东5处，以商代的东方和西北方为多见，分布地域基本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半湿润地区和部分半干旱地区，为华北旱作农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应是促成“陆地乘车”这种古代交通工具得以在本地区高层权贵中广泛使用的重要外因。 除此之外，1979年河南荥阳西史村晚商遗址曾出土一个残陶豆，柄部刻有一个陶文“■”字①，同于甲骨文车字写法。帝乙时卜辞中又有记征伐苏皖交界处淮水流域的危方，缴获其“车二两”（《合集》36481）。陕西周原出土甲骨文中有“车乘”（H11：124，H11：35）、“卜曰：其衣车马，惟又习”（齐家112）。凡此，也均说明马车在当时各地族落方国上层贵族集团间流行程度，以及这种交通工具在上层社会生活和政治军事方面的价值。应注意者，上述山东膝州前掌大商代方国贵族墓地，马车构件既见于有两墓道的中字型大墓，又见干线挨其左右的有一墓道的甲字型大墓，可见在方国内部，拥有马车者不只限于方国君主，还容或有君主配偶和重要臣属一类人物，大体与殷墟王邑内的情况相类似。 商代各地所见的马车，就其性质用途言，可分为乘车交通工具和战车两
⑦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汉市文化局、文管处：《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 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5期。 ①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肯博物馆：《山东文物选集——普查部分》，文物出版社，1959年，图版七九～ 八四。 ②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年5期。 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进中的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 年，169页。 ④山东省博物馆：《山东长清出土的育铜器》，《文物》1964年4期。 ⑤考古所山东队：《腺县前掌大新石器时代及商代遗址》，《中同考古学年鉴（1988）》，文物出版社， 1989年，175～177页。胡秉华：《腾州市前掌大商代遗址》，《中国文物报》1989年3月10日。 ⑥山东省昌潍地区文物管理处：《胶县西庵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文物》1977年4期。 ①郑州市博物馆：《河南荥阳西史村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5），1981年。
类，但大部均是一车二马的独斩车，而不是单马驾驶的双辕车。河南罗山息国墓地出上的车顶铜盖帽，制作考究，知当时为了遮阳避雨，有的马车上已设有车盖，盖帽形似花朵向下张开，大概是为了便于把盖帷的缯帛固定住。文献中称车盖为笠，亦称签。段注《说文》云：“大而有把，手执以行，谓之签；小而无把，首戴以行，谓之笠。是簦为笠，析言之固有别也，浑言之，则簦亦可谓笠。”商代的车盖可能源出实际生活中的雨具，并不固定在车上。《周礼》即有言王之车仪，陪乘的“道右”当“王下则以盖从”。另据《左传·宣公四年》：“以贯笠■”，杜注：“兵车无盖”，车上张盖，增加阻力，影响车速，又妨碍交战。由此推言，商代有车盖的马车，似用为乘车。 陕西老牛坡出土的双马輓引独辀车，无兵器同出，也为乘车。 轨距2.25米，轴长3.15米，轮径1.4米，轮辐16根，与殷墟出土车制无大异。其箱舆外形作横长方形，宽1.6、进深0.72米，是为中型车，大概只能容乘员2人。舆内周壁曾髹漆，留有成片漆皮，底部铺有皮韦编织物，印痕犹存。相比之下，殷墟郭家庄发现的一辆乘车，箱舆的栏杆、木板不仅髹漆，还画有红黑相间的彩绘图纹，前栏的木板又贴有红布装饰，车内缀有牙片饰物，铺有坐席①，似乎显得更为豪华，标志着商代王邑与地方国族在车制上的某种等级或文化发展差异。 商代各地的族落方国，其少数统治集团成员服用车马已较为常见。《吕氏春秋·简选》称武王伐商，“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纣为禽。”《诗·大雅·大明》描述其事云：“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考古发现的周初马车有以四马輓引，异于殷制。看来，某方掌握的制车工艺和驾车技术的高明程度，以及拥有车辆的数量，一方面直接为某方贵显统治阶层的权势所利用，另一方面也成为衡量其一时力量强弱的重要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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