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在其数千年的历史中,受各种社会和自然条件的影响,长期处于封闭自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环境里,铸成了追求人与社会、伦理与心理、理智与情感的和谐统一的理想,重人伦、重情操的美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现象的养生,则一直受其影响使以伦理道德观念为基础的养生思想和采用控制呼吸等方法获得超自然体验的养生活动,这不仅制约和影响了对中国竞技体育的对抗性、竞争性以及运动员竞争精神、武勇精神的发挥,而且也使具有明显对抗性、竞争性的运动项目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影响。
首先,在伦理道德养生观的影响下,一些竞争性、对抗性的运动项目往往被人们忽视或遭冷遇;人们更多地偏爱中庸、平和与稳重的非对抗性、非体力性运动项目。即使在对抗性项目中,人们也多偏爱对抗程度相对较弱的。如在球类这一对抗性项群中,我国运动员在无身体直接接触的隔网类球类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排球等)上,始终保持着较明显的优势;而在接触较明显、对抗性很强的同场对抗类项群(足球、篮球、冰球等)上,却始终难以形成优势。更如拳击运动以“置人于死地”为取胜标准的,这对受到千年来伦理道德养生思想影响的中国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不仅如此,伦理道德养生思想还影响了许多以娱乐性为特点的中国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向竞技性项目的转化。例如,有可能发展成为世界性竞技体育
项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武术,也在伦理道德养生思想的长期影响下,逐渐被淡化其固有的“技击”性,过分强调“武德”而逐渐向技巧性和表演性方向发展。比如武术对打虽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对抗性运动形式,但按养生思想的观点,主张不要真打,只要做做样子即可。“射箭”这一已成为竞技体育项目的我国传统体育项目,也曾一度沦为实施礼教的工具。“足球”源于中国的“蹴鞠”,在齐、楚时代已很盛行,成为我国民间的一种娱乐性项目,但它也在花样不断更新、技艺精益求精的过程中,丧失其对抗之争的固有特点。到汉代时,它进一步成为提高士兵身体素质的强身手段,可很终也未能在我国发展成为一项竞技体育项目。另外,一些对抗性很强的项目也被逐渐转化成娱乐性项目。例如“人马合一”的中国传统对抗性体育项目“马球”,虽也有过李唐“马球势”的盛史,但到了唐代后期,由于受到军队中“骑兵优于步兵”的实用主义观点的影响,而逐渐取代了“蹴鞠”,成为训练士兵的一种手段,很后也逐渐消声匿迹了。
2、对竞技体育训练极限的影响
训练和比赛是竞技体育的两个基本过程。在这两个过程中,运动员将承受极大的运动负荷。一个运动员承受极限负荷的应激能力直接决定了他的训练水平和运动成绩。因而,运动负荷的极限性已成为现代竞技体育训练的一个很基本的特征。
从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全过程来看,运动员承受负荷的能力一直落后于国外体育先进国家的水平,这在很大程度制约了我国运动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究其因,在于人们对运动员承受极限负荷能力的认识,始终处于一种过于保守的观念。而这种观念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传统的健康长寿与自然养生观的影响有一定的联系。
从古至今,中华民族一直把健康长寿做为其主要愿望。这种思想的核心,是任何人体的活动都要以有利于健康长寿为前提,有损于健康的活动不予提倡,甚至被禁止。道家的养生思想为“自然养生观”,核心是宣扬一切都要“顺其自然”;其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一贯崇尚“无为”、“自然”,即一切听其自然,复归自然。在人生观上,他们主张“抱朴”(保持自然纯朴的状态)、“无欲”、“复初”,提倡不谴是非的处世之道。这种理论不仅是一种道德修养和处世方法,而且也在观念、理论和方法上促进了以“顺其自然”养生思想为原则的养生术的形成。在它的影响下,养生活动多以平和、自然和运动负荷适中的活动项目为主,活动的量和强度也多以不尽全力为准。华佗一再向人们强调“人体欲得劳动(运动——笔者注),但不得使极”的养生原则。也就是说,人们应该从事运动,但不能承受过大的运动量。正是由于这种思想和观念的影响,使中国的一般大众对运动员实施严格的极限负荷训练和类似控制运动员饮食(体重)、服用药物改变女运动员经期时间、调控运动员竞技状态、比赛中的合法身体接触(冲撞)等做法,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甚至产生“竞技体育是对运动员身体和健康的摧残”之说。这种强烈的社会舆论,必然对我国教练员和运动员实施大负荷训练等做法产生消极的影响,使之对运动员人体很大潜能持保守态度。
自然养生观的“顺其自然”不仅指人体在自身活动中的顺其自然,而且也指人体与外界环境相统一的顺其自然。现代训练中,人们越来越重视从时间生物学、时间医学的角度,研究如何将训练节奏、比赛节奏与人的生物节奏和影响生物节奏的自然节奏、宇宙节奏协调起来,以产生很大的训练和比
赛效益。养生的基本内容可以分为精神调摄、起居锻炼和饮食调节。古人经长期摸索,总结出“因时养生”的重要原则,提出了只有“因时调摄饮食”、“因时起居”、“因时锻炼”、“因时调神”才能更好地达到养生的目的。介于儒家、道家和法家各家之间的杂家学派的杂家养生思想中也早已有此论述。在杂家的代表著《吕氏春秋》中提出的养生之原则——节欲。运动强身和结合四季养生中,提出了“因时养生”的观点。在《吕氏春秋》的《尽数篇》中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与现代时间生物学、医学的观点有类同之处,这又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国中医学已分支出一门新的学科——时间中医学。我国一些体育科学者也已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
3、对竞技体育整体性调控的影响
中国养生思想的另一个积极的影响是提出了一系列的整体养生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神形相关论”。即把生命活动的两个主要方面——神(精神、心理)与形(躯体)视为一个整体。强调生理与心理调控的统一。这与现代训练中由单纯的体能、技能训练转向与心理、智力、思想作风训练相结合的立体化训练是一致的。
二是“人天相关论”。即把人与自然(天地)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与现代训练中越来越重视对运动场外的各种环境的影响、调控也是一致的。
三是“主客观相关论”。即认为养生的主体,是参与养生的人。中医学的观点认为“三分医治、七分调养”。这里所指的“调养”和“自养”是指病人自己,说明养生术中贯穿着强调养生的自我性、主体性和自控性。这与现代训练中越来越强调运动员的自我调控作用,强调教练员、科研管理人员对运动员的外控作用与运动员的自我控制作用的有机结合,以及“自控式训练思想”的提出是一致的。
四是“动静相关论”。即指动与静是事物的两个方面,且是相对的。古人由“以动养生观”发展到“以静养生观”,很后形成“动静结合养生观”。它的形成与发展必然带来大量与之对应的动静养生方法与手段,其中以动静气功和动静导引术的产生与发展很具代表性。这些方法和手段已开始,并越来越广泛地被运用到中国竞技体育的训练与比赛中。如心理训练、恢复性训练、健身和调治伤病,以及调控赛前竞技状态等方面。
中国传统养生体育对未来社会的价值
现代社会诞生于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产业革命,使人类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深刻变化,其中很突出的一点就是城市化。城市化的生活与几千年来人们所习惯了的农业社会的生活相比有明显的区别,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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