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养生有“道”
养生以求健康长寿，是有“道”可寻的。这“道”就是具体的措施和方法，也是养生这一事物的客观规律。散著于春秋战国而成书于汉代的《内经》。《内经》中有这样的论述：“上古之人（实指商代以后的人），其知道（养生之道，即健康长寿的措施、方法、规律）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这里明确指出养生之道并非神秘之物，就是“形与神俱”的具体措施。
第二、养生之道可“得”
养生之道，是可以掌握的。只要掌握了生命运动的客观规律，就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始终也，死生之本也。逆之（不掌握客观规律而违背之）则灾害生，从之（掌握客观规律而因势利导）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内经》）。
第三、防于“未然”
在《内经·素问》篇中有这样一段名言：“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 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提出了防患于未然的理论，它不但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成为了我国古代医学和养生学的重要理论支柱，是养生术产生发展的理论依据之一。
第四、年寿可“变”
虽然古代哲学中有“寿命在天”（孔子《论语》）的天命论思想，但社会的发展和实践，自然导出人对天命的怀疑，而看到人为的作用，认识到了人的寿命和万物一样是可变的。《吕氏春秋》：“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这种可变的规律是可以掌握的，并且能够有效地用于寿命的延长上，“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这一思想在《左传》中也有表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由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至今为庶”。变化的思想，是对天命观的一定程度的否定。由于相信人体自然之强弱和寿命之长短是可变的，而人的自为行动（如通过养生术）是促成变的途径，这就为养生术的广泛实施奠定了理论基础。使人们相信，在人体的健康长寿问题上，也能够“人定胜天”（《苟子》）。
第五、动以养生。
“动以养生”的思想，以杂家的《吕氏春秋》为代表。这本书是由秦国吕不韦组织门下客人撰写的。其中《本生》、《重已》、《责生》、《情欲》、《尽数》诸篇，有着系统的养生思想与方法的叙述，是对先秦养生知识的一个概括和总结。
《吕氏春秋》对养生的概念有较正确的理解。指出“长寿”的意义并非人本来寿命短要加以延长，而是指善于养生，使人们活完生理机能应有的活动过程，即“尽数”。据《尽数》载：“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
《吕氏春秋》认为，要长寿就要养生，其方法是“顺生”即顺应人们生理机能、自然等生活规律；“节欲”即生活要有节制，对于声色、饮食、起居、衣着之事，都要适度，否则对身体有害；“去害”即要去掉那些对健康有害的因素；“主动”，即运动，这是《吕氏春秋》可贵的养生思想。在《吕氏春秋·尽数》篇中，提出了著名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色亦然 ”的论述，从而指出了运动的重要意义；主张靠积极的运动来增进健康，认为“巫医毒药逐除治之，故古人贱之也，为其末也”。《尽数》说明靠服药治病不是维护健康的好办法，这与《内经》的《治未病》的积极防疾增进健康的可贵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其很可贵之处，则在于它阐明了“生命在于运动”的规律。
在先秦时期，“动以养生”的思想逐渐成熟，提出了“劳”和“动”两方面内容的“动以养生”观念。“劳”包括“居无求安”（《论语·学而》）、“不妄作劳”（《内经》）和“一张一弛”（《论语》）、“务以自佚（逸）”《吕氏春秋·孟春记》）等诸方面，多属劳逸结合与劳逸适度的自我调配，还并非有意识的身体锻炼活动形式。“动”则指有目的的某些身体自我训练过程。如：《礼记》中所说的“仲夏之月，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的登山远眺活动；《汉书·艺文志》所说的战国时人以“引步”（徒手体操）求健身的活动；《内经》所说的“广步于庭”、“导引”、“按”（按皮肉捷举手足）等身体操练形式；《庄子》所说的“吹响呼吸，吐故纳新，熊径鸟申，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都反映了当时已广泛存在的“动以养生”的实践活动。到汉代则将它全面总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导引体操套路体系。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导引图》以及汉末三国时华佗《五禽戏》就是很好的见证。到唐宋乃至明清，更促成了它的全面发展，达到日趋完美、出类拔萃的地步。象形拳、八段锦、十二段锦及逐渐与武术结合的各种习武练功养生的套路形式出现，即为例证。
第六、“静以养生”
“静以养生”的思想，以老子、庄子为代表。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曰聃。春秋末期的思想家，著有《老子》一书，又名《道德经》，深为后世养生家、道家所重视。
老子从“虚无、无为”的哲学观点出发，提出了“恬淡寡欲”、“清静无为”的养生思想和养生原则。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这些话都强调“致虚”、“守静”，指出虚、静是一切事物很根本的状态，人们应该归复于生命本源的虚静状态。老子的这些思想为后世以静养生提供了重要的认识
论和方法论原则。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养生观点，进而提出了“静以养生”的思想。所谓“无视无听，把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庄子·在宥》。要人们做到“恬淡寂寞虚无无为”。这些思想构成了我国古代养生界主静派的思想基础，其对后世的养生家、医学家，甚至哲学家所采用的修炼身心的方法产生了影响。
庄子提出养生的同时，对追求健康与长生的“导引”“养形”予以完全否定。《庄子·刻意》否定了五种人，其中一种人是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这种观点显然是片面的。然而，庄子借“庖丁解牛”的故事，提出了“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养生原则，主张只有遵循自然法则，才能保持形体的强壮和精神的健全，却是十分可贵的。
“静以养生”的思想，是在“动以养生”思想形成以后，在养生实践中派生出来的一个支流。“动以养生”思想萌发于商末和西周，成熟于战国末期和汉代；而“静以养生”思想则萌发于战国后期，成熟于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二者时间相距足有五百至一千年之久。
“以静养生”思想萌发于“劳逸适度”、“张弛相辅”、“不妄作劳”等有关劳逸结合的观点；到了战国末期，进而发展出与“动以养生”相对的一派主张，至汉以后才逐渐构成体系。提出了一套关于“养性”、“养神”、“练心”、“内修”、“行气”、“胎息”等观点和措施来，形成了“治气养心之术”。经唐宋两代而渐具规模，足可以和“动以养生”之术相比美。
第七、“养备”、“动时”
提出了养生之道的要领是“养”和“动”二字。“养”包括“信医”（扁鹊《难经》语）即重视医疗保健，“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洒扫沐浴”等卫生保健措施，“不妄作劳”、“善于习动”、“导引之术”、“治气养心”等身体活动与身体操练以及心理修养方面的健身措施。并指出养与动必须合乎“备”（全面认真）和“时”（适时而不间断）的标准要求。《荀子》：“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使之病；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天论》）。《吕氏春秋》指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华佗则进而阐明了这一观点：“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养与动的观点，构成了养生学的基本宗旨，而动是其核心，养是其基础，有养无动则不能强身，有动无养则不能持久。
第八、“动静有常”
《易传》是“动静有常”养生思想的代表。“易传”是“易经”很古老的注解。在养生方面，提出了一些较为系统而深刻的认识，为后世的养生思想打下了基础。
《易传》从阴阳五行等角度对精、气、神、意进行研究，十分重视人的生命运动及其规律。主张“性命双修”，认为“性”（神）是生命的本质，而“命”（形，即身体）是生命的本源。因此，必须“顺性命之理”，“穷理尽性以至命”。所以，我国后来的养生学家多被称为“养性之学”、“性命之学”、“尽性至命”之学。可见，《易传》为养生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易传》从“一阴一阳之谓道”（见《易传·系辞上》）出发，肯定了自然界中，存在着阴与阳、动与静、刚与柔等两种相反势力的“相摩”、“相荡”，是事物变化的普遍规律。主张生命的运动决定于阴阳二气的动静聚散。
进而提出了著名的、我国体育界常引用的一句（话）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见《易·乾卦》）。即要人们去效法天地，按自然规律去以动养生，强调“动静有常”，从而达到养生的目的。
概括起来说，古代养生思想，主要分为主动和主静的两种思路，主动派、主静派在相对立中互相促进发展，同时又互相融和，形成了动静结合的养生理论，虽然各有侧重，但终为一体；这二者的融和与发展，如形意拳、坐功二十四势等之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养生术的成熟与全面发展。
动静结合论，及主动与主静两个侧重面的发展，对中国武术的发展与流派之形成，也有着极大的影响。从养生术的具体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有两点结论：
第一、长寿思想的产生是养生思想形成的先导；长寿思想是在奴隶社会中后期才开始产生和发展的。养生术和养生思想都产生于其后。
第二、养生思想产生于奴隶社会后期，成熟于封建社会初期以后，它是养生术产生的先决条件，养生术是它的实践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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