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寿思想是养生思想产生的先导。长寿思想，即人类的“生命价值观”，并非是有些书籍文章中所说的“自古有之”；而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当生产力的发展促成了其产生的物质客观条件，同时，人类文明发展促成了其产生所必需的主观条件，才有可能应时而发、应运而生。——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其落后低下的情况下，虽然逐渐萌发了某些萌芽状态的体育现象，但只是“自卫其生”而已（《体育之研究》语，“生”乃指生存而言，并无生命长寿之意）。据考古学家考证那时人之平均寿命才 16 岁左右，“北京人”的平均寿命只有 8—16 岁；世界上很早记载人口平均寿命的古希腊，当时该国居民的平均寿命也只有 19 岁，且只是对城邦居民的统计。原始社会后期父系氏族社会开始出现了宗教，但并无向天祈寿的思想。到奴隶社会初期，夏代敬神，商代重鬼，顺应“天命”，万事祈天。所祈求的“福”，一方面含：“风调雨顺”以保证物质财富的增加；一方面含“免于战祸”，以求军事上取胜，保证生产资料和物质财富不受掠夺，而并不包括“长寿”的希愿。到了商殷后期，才逐渐产生了人对其本身寿命的祈求和愿望，即开始出现了长寿思想。这一思想的产生，是人在社会上之自我价值认识的一大飞跃，也是“生命观”的一大变革。这种新的“生命观”的很早记载见于商殷巫祝之作《尚书》。在该书《洪范》中首次提出了“五福”和“六极”的具体要求——
“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其中所提及的“寿”（长寿）、“康宁”（健康无疾病）、“考终命”
（寿命自终不横夭）及“凶短折”（寿不长）、“疾”（不健康）、“忧”（感情不愉快）、“弱”（身体不强壮），从正反两方面指出了对生命与肌体和心理的全面要求，并把长寿放在首位。
到了西周时期，这种健康长寿的要求成为全社会的祈求和希愿。这反映在《诗经》这部古代诗歌总集之中：“永锡难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如南山之寿”、“万寿无疆”等诗句，散见于从各地收集的民歌诗作之中，这足以说明当时社会对长寿问题重视程度之普遍。
《周易》作为我国著名的古典哲学著作，对于我国古代养生思想的发端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书中反映了一些古代的养生思想。
它利用八卦及六十四卦来阐述阴阳消长变化的道理，以揭示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某些客观规律，进行指导人类如何顺应和利用自然规律去修养生息，反映了古人对生命科学的朴素认识。《周易》这种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并成为我国古代许多养生思想学派的共同源头和理论基础。
这种长寿思想之产生与发展，必然导致人们由一般地向天祈求，进而变
成为人为的设想和人为的措施，从而导致养生思想的产生和逐渐体系化，并促成养生术的相应诞生与发展。所以，长寿思想是养生思想之先导，而养生术是养生思想之实践的产物。
伴随着春秋战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巨大发展，在诸子哲学，特别是道家思想的影响下，养生思想与方法渐趋成熟，并形成了粗略的体系，从而揭开了独具东方特色的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中国古代养生史上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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