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对人生生命在鼓吹即时行乐、糟贱身体的背后，却深藏着对人生、生命的强烈追求和留恋。因此，玄学家们也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养生主张，对导引养生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嵇康。
嵇康（223—262），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玄学的代表人物。他继承了道家的养生学说并有所发展。著有《养生论》、《答难养生论》和《宅无吉凶摄生论》等养生专论文章。
嵇康所处的社会时代是魏晋禅代，战乱频仍，民生凋弊，司马集团倒行逆施，把名教否定的一面完全暴露出来，社会环境奢侈，浮华成风尚，居上者昏庸荒谬，很少考虑人们的安危祸福，整个社会充满着荒谬、虚伪、贪欲。正因“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社会现实，嵇康把这一现实转化为自己的苦难和深刻认识，并把解决这一苦难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具有鲜明的社会忧患意识。他认为造成这一苦难的渊源是异化的伦理纲常即“假”名教。“假”名教只会使人背离自然属性，陷入无穷的贪欲之中，他认为：滋味、醴醪、芳香、喜怒、思虑、哀乐乃养生之大碍，也正因为此造成当时社会普遍的“嗜欲”和“逐名”。他认为人应该“感物而动，应事而作”。而沉醉酒色、醴醪之中，花天酒地的生活习性与人类延年的要求已达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有鉴于此，他认为只有“修性服食、恬淡无欲”，“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才能达到“与自然齐光”的养生境界。这在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社会，嵇康的养生观犹如一颗耀眼的流星，刺激了封建统治阶层已经沉迷的灵魂。虽然他想用养生思想来改造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幼稚的，但他积极地与统治阶级绝不妥协的反抗精神却在他的养生思想中得到明确的反映，映射出他的养生思想深刻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1、“智上于恬，性足于和”
这是嵇康养生观的核心，他从道家的观点出发，对现实的感受，从人的存在论层面上挑明了“嗜欲”与“长寿”的对立关系，并建立起长寿观的理论基点，而这一基点与统治阶级的长寿观是相离的。他认为人有“性动之欲”和“智用之欲”。性动之欲是人一种生理的本能需要“口之于甘苦，身置于痛痒，感物而动，应事而作，不须学而后能，不能借而后有，此必须之理，吾所不易也。”“智用之欲”则是以“智”逐欲，乃身枯之祸害，“神驰于利害之端，心鹜倦荣辱之途”。毫无疑问，这是对社会斗争中倦而不已的“智用之欲”加以否定。我们从嵇康的养生“五难”中可以看出“疾智”对人类长寿的危害，从而得出人类要延年则须使智上于恬，性足于和。
2、“形神相关，表里俱济”
形神关系问题也是一个哲学史上争论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讨论始于管子著作。《管子·内业》篇，虽未标举形神问题，但提出了人的精神和形体来自天和地。
嵇康继承了前人的论述提出了“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的形神关系说，他认为两者应“相亲”而不是相互间的割裂。他把精神比喻作国君，形体犹如国家，国君主宰国家，而国家反作用于国君。嵇康的“形神相亲”说辩证地说明了这两者的关系，发展了养生学说。
3、“慎众险于未兆”
嵇康的养生观着重提到了防微杜渐的重要性，他认为世上的人之所以不善养生是普遍认为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伤身，从而轻视它。他用浅显的事例说明生命机理的容易丧失，一次轻微的错误也会危及生命。不引起注意的小疾不断积聚，使人的生理机能加速衰老。嵇康对当时人们普遍所持的生活观深感忧患，劝告人们不要“害成于微而救于著”。不要象桓侯那样“抱将死之疾，而怒扁鹊之先见。”而应该“慎众险于未兆。”还没有出现病状以前就予以小心应付，“慎微如著”也就是要以预防为主。
4、“恒养”、“服食”、“清泰寡欲”三者俱济
达到养生之目标，并非一日之功，他指出一些人“劳而未验，志以厌蓑”是达不到养生目的的，这是一个长期的需要付出代价的过程。也只有长期才能体验到，才能识别。想以“躁竞之心，涉希静之途”，则必然会“意速而事迟”，前功尽弃。有了“恒养”的决心，辅之于“上药”，“上药”可养命。还须坚持“节欲”，“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只有恒养服药，节欲三者相辅而成，才能达到“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生存”的境地。
嵇康的养生思想立足于“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政治思想，所以他的思想一开始就具有激烈的批判性和斗争性，从侧面反映他的政治思想的养生观也无疑是对统治阶层养生观的彻底否定，肯定“人性无为”，这是研究嵇康养生思想的焦点。其次他的养生思想中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当时“思不出位”的养生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对后世养生思想的解放具有推动作用。再次他的养生理论是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继承，有所发展、充实，丰富了我国古代养生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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