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地主专政时期。士族地主阶级腐朽堕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玄学的兴起，佛教的兴盛以及儒学的流行，成为这一时期的时代特征。玄学实际上是以老庄清静无为的哲学思想为核心，“清谈”作为玄学的一种表现形式风靡一时。佛教宣扬“灵魂不死”、“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儒、道、佛都不同程度地对养生领域产生影响，使当时的养生论大多带有玄虚、荒诞的色彩，这种神玄虚无的境界很适合当时统治者和上流社会追求骄奢淫逸和长生不老的生活心理。
相比之下颜之推并不附和于玄学和清谈，明确表示“虚谈非其所好”（《北齐书》）。颜之推从儒家正统思想的角度去看待佛教，把佛教释义“五禁”与儒教“无常”加以对应（《归心》），对于那些神秘莫测的虚妄说教并不推崇。正是基于这种思想认识，颜之推把其养生观的立足点建立在现实之上，主张从现实出发去达到养生的目的，所以颜之推的养生观就获得了自己的合理内核。他对当时士大夫的腐朽生活方式和“不能被甲执兵，以卫社稷”的士大夫极为不屑，斥之为“饭囊酒瓮”。希望通过基于现实的养生来达到健体长寿的目的，而不主张淫靡苟生。
2、我国神仙方术渊源已远，可上溯到战国时期。传至魏晋南北朝，当时的社会风气使许多人醉心于神仙之术中，所以金丹大药、练丹服食盛极一时。尤其是玄学和佛教的彼此渗透，道教和儒义的相互影响，使得神仙之术成为当时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社会风气靡废状况下很为时髦的东西而为人们所热衷。这种具有极大诱惑力和欺骗性的求仙之道，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严重的后
果。
在神仙之术风盛、金丹大药日重的情况下，颜之推则能透过虚无飘渺的神仙幻景和紫雾蒸腾的炼坊迷烟，去寻求无神的养生思想和方法，而不被世俗的潮流所挟迫，对神仙之术大胆置疑，着力批判。这种勇敢精神是值得称道的，使其养生思想融进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闪光因素。他认为成仙之道难以全信，指出象嵇康、葛洪等人所描述的求仙之道根本不可能存在，只不过是“屠龙之技”。而且即使这种“仙术”得以灵验，“纵使得仙，终当有死”，尚“不能出世”，那种神仙之术于现实之人又有何意义和价值呢？这种大胆地发难，表明颜之推对养生问题的认识是同养生求仙思想对立的，它从根本上动摇了虚妄仙术的地位，从而把养生的根基重新挪回到现实中来。颜之推的这种无神论观点，使他从现实中找到了有力的武器去回击神仙之术尤其是“金丹大药”之类的荒谬和诞误。
3、从现实出发和从实效着眼去探索养生之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状况恣肆了当时以傲啸山林、寻仙求神、崇尚虚无超脱的不正风气，使当时养生方法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虚妄而脱离现实的糟粕掩盖其精华的部分。然而颜之推在这一点上是比较明智的。颜之推的养生观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认为无“身”则无以养“生”。他说：“夫养生者，先须虑祸，全身保性”（《养生》）。并以张毅、单豹、嵇康、石崇为例，说明养生必须有身为现实基础，离开本身就谈不上养生。这些认识同道家的神仙养生思想是有区别的，是神形观在认识上的一种进步。
颜之推的养生思想建立在现实生活基础上，因而他对养生方法的抉择和臧否也就近乎于实际。他反对滥服金丹大药，认为要达到养生之目的，应该重视保健卫生，注意调养，养成良好的起居、衣食等日常生活习惯，适当注意药物调护，才能健康长寿。从讲求实效着眼，颜之推对当时流行的切实可行的养生方法，也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它。葛洪所记的“牢齿之法”，他也因其切实可行而采纳：“早朝建齿三百下为良”（《养生》）。
颜之推还能较正确地认识当时一些娱乐活动与身体的关系。譬如当时围棋盛行，社会上出现一种嗜弈终日的不良风气。颜之推认为围棋颇为雅戏，但应适可而止，“不可常也”，否则“令人耽愦，废丧实多”。象投壶、弹棋之类，亦“消愁释愦，时可为之”。他也提倡弓矢之利，但反对那种“揖让升降”、“防御寇难”的“弱弓长箭”（《终制》）。这些观点，多少从另一角度反映了颜之推养生观的实效性。
4、颜之推曾先后出仕梁和北齐、北周。他身为命官，必然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变迁有联系。作为魏晋南北朝这个儒、道、佛思想充斥社会的历史时期，颜之推的思想是不可能超
脱现实的。他的思想观念是以儒家传统为本，因而养生观也是以儒家传统思想为基础。颜之推“世以儒雅为业”（《诫兵》），所以贯穿《颜氏家训》的宗旨无非是维护封建统治，教育子女尽忠守仁，忠君报国。这些观点在养生价值的认识上已经把养生和儒家道德观念联系起来，为维护儒家传统道德伦理而养生，以养生为手段为封建统治阶级“训子”，这就使他的养生观明显地表露出浓厚的政治实用色彩。
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能在当时神仙之学盛行的情况下提出没有神学色彩的养生观已属不易。充分发掘他养生观中的积极因素，对研究我国古代独具特色的养生术是有重要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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