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承平日久，物力渐舒，由人文荟萃的苏州府，掀起一股风雅致闲适相尚的流习，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评书、品画、瀹茗、焚香、弹琴、选石等事，无一不精。当时骚人墨客，亦皆工鉴别、善品题。而关键性的人物，则是以沈周等为首的文人集团。东南好古博雅之士，称沈先生。沈氏三代皆隐居不仕，所居有水竹亭馆之胜，图书鼎彝充溢。才兼三绝，嗜好品茗，风流文采，照映一时。其次有华尚古，是常州府无锡望族，有尚古楼，以收藏著称，苏州文人集团的儒雅闲适，与邻近常州文人集团的好古富厚，两股势力结合往返，遂逐渐孕育出成、弘时代居家园庭的饮茶性灵生活文化特色。
中明苏州文人集团，以沈周等居家园庭的生活文化模式为典范，成为一时文人集团竞相模仿的风尚。如“僦松轩”主人朱存理，于距家仅一水之隔的东郭主人百年二松下避暑。常携书一束，琴一张，酒一壶，竹林石鼎，僦
二松之下而居之，日读所携书。朱氏于诸老调落后，吴宽、沈周继起，“复追逐其间”。本是酒士，后受王濬之等隐逸茶人的影响，遂嗜茶，由茶中过客而成为寄怀茶人。
有部分嗜茶人士，特钟爱于茗，以茶为性命，以茶为养志，作为终身嗜好者。据明代蔡翔《林屋集》载：
南濠陈朝爵氏，性嗜茗，日以为事。“不为千金之动”，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茶友，就孤居深扃，名香净几，以茗自陶。事茗之本，就是在得其趣而已。苏州文人集团中，已经有不少人士，以茶人自居，如王履约、王履吉兄弟，王浚之与吴嗣业等人，皆以善茗事著称于时。一向被传统忽视为小道末技一环的茶饮，已经在江南五府，尤其是苏州一府，引起文人集团的重视与反应。这种有时代风格的生活文化，它背后所标志的意义有三：一、商品经济的繁荣，二、生活文化的精致，三、安身立命的追寻。尤以后二者，为文人集团的共识。
茶人集团，一般而言，对于居家园庭的布局，意在营造出一种出尘超凡的格局，花木扶疏、明窗净几，固然为不可欠缺的要项之一，而嗜茶的茶人，多刻意与留心与茶寮的规划，如陆树声的《茶寮记》、程季白的《白苧草堂记》中所叙述的。茗无茶寮的专设，多半於书斋、书屋中摆置茶具，以备品茶之时的需求，如费元禄的晃彩馆、周履靖的梅墟书屋，皆於斋室中备置茶炉、茶器。知己友朋来访，或萧然独处一室，汲泉烹茶，也很合适茶人的身份。
茶人对品茶的流程，抱持一种敬慎的态度。李日华认为：茶以芳洌洗神，非读书谈道，不宜用。晚明松江文人集团的陈继儒，对居家园庭品茶的见解颇有深刻的体会。如庭前幽花时发，读书既倦，每啜茗对之。香色撩人，吟思忽起，遂歌一古诗，以适清兴。又如：把住房建在松竹之间，闲云封户。徒倚青林之下，花瓣沾衣，芳草盈谐。茶烟几缕，春光满眼，黄鸟一声。此时可以诗，可以画。李氏在此强调茶品不宜太随便，陈氏则突显居家品茗幽趣。晚明社会的文人集团，目睹国事日非，一部分则褪脱文人身份，而以茶人自居。这是表明在日常生活中要突破常轨，找寻安身立命之计，而选择淡而有味的茶品，必定有其时代的意义蕴涵其内。
茶味苦而后甘，淡而清远，颇契合佛道两家思想。而居家园庭的择地布局，以不隘、不旷、不喧、不阻为首要条件，不外乎求得日常生活起居的安适。而僻地以居的本意，原在寻求心灵的安顿与灵静。所谓独坐丹房，潇然无事，烹茶一壶，烧香一柱，看达摩面壁图，垂釁少顿，不觉心静神清。就是茶人在纷扰的外在时局中，企求内心宁谧世界的共同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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