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天子来说，他们是小宗；但在他们的封邑之内，他们又是大宗。诸侯的庶子分封为卿大夫，也以嫡长子继承，他们以官职、辈分为氏。对诸候来说，他们是小宗，但在本家之内，他们又是大宗。与这种严密的封建世袭制度配套的，还建立了一套封建的“赐姓”制度，用以改变前代的血缘组织形态。于是，氏族组织崩溃，而代之以宗族组织。随之而来的姓氏制度，也有夏、商两代的基础上，更加完善、更加系统化了，形成了一种规范化的典章，并加入了新的应用方式。 夏代至周代期间，”赐姓”“命氏”的事，已经存在，而周代是更为普遍，更为严密。周武王灭商之后，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统治，便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把同姓贵族、异姓贵族以至殷商的后裔都分封为大大小小的诸候。这些受封的诸侯，无论是同族或异族乃至殷商的后裔，自不待言，他们大多是贵族，因而也大多是有”‘姓”的。然而，之所以还要“赐姓”，无非是一种政治待遇，是对那些受封诸候原有的“姓”重加赐命。经过赐命的“姓”，当然是更加显贵了。 周代有了”天赐”与“人赐”的重要区别。在夏代，各个部落都有他们内部的称谓，这些称谓，天长日久，便逐渐演变而成为“姓”。这样的“姓”，本来是自然得来的，但当时的人们，却不明白这“姓”从何而来。在找不出“姓”从何而来的情况下，只好说是“皇天”赐予的。周代的“赐姓”，显然不是“皇天”所”赐”，不是神赐；而是”天子”所赐，而是“人”赐。 与这种“赐姓”“命氏”制度的严密化相伴而生的，是“同姓不婚”制度的礼制化和淡化。“同姓不婚”这一习俗，本来就是“姓”之所以产生的根由，而“姓”又是从女子身上才能体现出来的。所以，在婚配中，对于女子是否与男子同姓，看得特别重要。然而，就史料所载，在周代以前，似乎还没有怎么严密化、礼制化。到了周代，是否有“同姓不婚”的法律规定，现在尚无从查考。但是，从周代起，人们就严格遵守同姓不能通婚的制度；或者说，已形成一种不成文的习惯定势，已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甚至已形成礼制，这是确定无疑的。唐人孔颖达的《礼记》“丧服篇”疏中说，周代设有小史宗伯专管世系辨姓之事，以为婚姻为准绳。《礼记》还记载，周代的六礼之中，设有问名这一专项。所谓问名，就是问清女子的姓氏。只有弄清了婚姻的对象——女子必须为异姓才可以成婚。如果买妾，而妾又不知道自己的姓，那么就要用占卜来判定。著笔于春秋末年编辑成书于战国初年的《论语》，在《述而》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鲁国的国君鲁昭公从吴国娶了一位夫人。按当时的习惯，国君夫人的称号一般是夫人所生长的国名再加上她的本姓。鲁昭公的夫人既然是吴国的女子，这位夫人就应该称作吴姬。但是，由于鲁国和吴国都是同姓国家，都是姬姓，为了避免非议，为了不触犯周朝的礼法，鲁照公所娶的吴国女子，就不再叫吴姬，而改叫吴孟子了（这里的“孟子”，可能是这位夫人的名字）。这件事，表明了鲁昭公是懂礼制而不执行礼制的。当陈司败向孔子问到鲁昭公是否懂得礼制时，孔子回答说，懂得礼制。对此，陈司败认为是孔子偏袒了鲁昭公。孔子在礼制和事实面前，只好承认了错误。也是在战国初年成书的《左传》，对此有更为详细的叙述：鲁哀公十二年夏五月，鲁昭公夫人吴孟子去世。由于鲁昭公娶妻于吴国，所以《春秋》不记载孟子的姓。死了没有发讣告，所以不称夫人。安葬以后没有回到祖庙号哭，所以不说葬小君。孔子参加吊唁，到了季氏那里；季氏不脱帽，孔子除掉丧服下拜。足可见当时社会约束力的强大。然而，另一方面，
同姓婚娶这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也已经时有发生，并非罕见，又卟见，这种已经延续了数代的“同姓不婚”制已开始被突破，已开始淡化了。 从生理学、遗传学的角度看，近亲婚配怕习俗，是为害极大而又极多的。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在血缘的远近亲疏难以辨别的时期，尤其是在血缘有不同程度的相近的时期，用“姓”来“明世系”，“别婚姻”，这在当时，不管有无自觉的明确的生理学、遗传学认识，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周代贵族的“氏”，是可以改变的。这种改变，表现在许多方面。 1.祖孙、父子、兄弟、先辈和后代不必同“氏”。宗族中，每分出一个支族时，便新成立一个“氏”。比如，吴国大夫伍子胥，为楚国大夫伍奢之子，名员，以“伍”为氏。后因伍奢被杀，伍子肯逃奔到吴国。后帮助阖闾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整军经武，国势日盛。不久攻破楚国，以功高而封于申，于是以“申”为氏，称为申胥。其后，出使于齐，属其子于鲍氏，是为王孙氏。楚王闻之，赐子胥属镂以死。伍氏以其祖伍参食邑于椒，其后代便以“椒”为氏。又因为胥名员，其后代又以“员”（亦作“郧”）为氏。 2.对一个人来说，既然可以改“氏”，因而一生中，可以不只一个“氏”，而有多个“氏”。比如西周齐国国君吕尚，姜姓，名望字尚，一说字子牙，又称姜子牙。其祖原居东方，与禹一起治水有功，封于吕，便以“吕”为氏。因周文王曾封尚为专管军事的太师，所以又尊称“师尚父”。再如晋国有位大夫，仅见于历史记载的称谓就九种，即会、季氏、武子、士会、士季、随会、随武子、范会、范武子。其中，士、随、范都是他的氏。 3.一个人可以同时有几个“氏”。比如晋国的上会，既以他的世官“士”为氏，又以他的采邑”范”为氏，还以他的另一个采邑“随”为氏。同样，荀林父既以采邑“荀”为氏，而又以他的官职“中行”为氏。 4.由于特殊事件或情况，一个人可以改“氏”。晋大夫士会，曾一度出奔秦国，其家族成员随居于秦；后来土会回到晋国，而家族成员仍留在秦国，于是改称“刘氏”。又如智伯瑶的族人智果，由于预见智氏家族将要灭亡，恐怕遭到连累于是向掌管姓氏的太史申请别立一族，改称“辅氏”。 5.由于“姓”起着“别婚姻”的作用，能表明女子出生于某个氏族，是便于实行外婚制的一个标记，所以贵族女子一直要称姓。而姓却是同一个家族中的女子所共用的，那么，又如何通过姓来区分各个女子的不同呢？周代人便借助于其它的办法了。一个待嫁的贵族女子，在姓前要加上排行的次第，如孟姜、叔隗、季隗。这里的姜、隗，是姓；孟、叔、季是用来表明排行的次第的。出嫁以后，如果是嫁给国君的，贵族女子要在自己的姓前加上所出生的国名，如：秦姬，江芋，息她等。如果是嫁给卿大夫的，要在自己的姓前加上大夫的氏，如棠姜，薄姜，赵姬等等。贵族女子在死了以后，就在自己的姓前加上配偶或本人的谥号来称呼。 6.周代的男子虽有所属的姓，比如周人的姬姓，姬，就是周朝男子的姓；但是，当时人的习惯，并不把姓加在名字之上，以后的一些文学作品、乃至工具书和史学著述称周文王为姬昌，那是不合乎史实的。准确的称法应是姬姓，名昌；或者按照历史的称法，称他为西伯或伯昌。这里说的“姬姓”，是指他所在的那个部族的族姓。同样，周武王只能称姬姓，名发；周公旦称姬姓，名旦；管叔称姬姓，名解；蔡叔称姬姓，名度；晋文公称姬姓，名重耳；楚庄王，姓，名旅。而不能称姬发、姬旦、姬鲜、姬度、姬重耳、旅。
7.严格区分“姓”的等级，为了加强王族的统治，周代在大封同姓（姬姓）贵族的同时，还特别强调同姓（姬姓）贵族的地位要高于异姓（即姬姓以外的其他姓）贵族。明确规定：“周之宗盟，异姓为后。” 在周代以前，虽然既有“姓”又有“氏”，但两者并非同时出现。“姓”，是代表有血缘关系的种族称号。它起源很早，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那时，人们都以母亲为中心，同一个母亲的后代形成一个社会集团，叫做母系氏族。“氏”，是姓的分支，它是与父权社会的出现密切相关的。它代表一个人的身份的贵贱和技艺的高低。从夏代开始，占有土地和人民的奴隶主贵族才可以称“氏”，而女子和贫贱的人却不得称“氏”。到了周代，“姓”和“氏”却同时存在；但在使用上，却有一套相当严密的制度，表现出千差万别的特异性。这是当时森严而又细密的封建宗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赐姓”“命氏”的这种严密性和差异性，集中体现在“命氏”的来源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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