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是封建的文化观念在姓氏上的反映。至于以姓氏来取代名字，就更是封建性的反映了。 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乃至中期。1948成书的丁玲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描写到一些农村妇女时，仍有几位已婚的农村妇女被写着：某某氏一类无名无姓，或者说，分不清名姓，或者说，根本不是名和姓。在小说被译成俄文时，由于翻译家们还不熟悉中国农村这种特殊的姓氏状况，因而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人的译名。 而且，单就“氏”来说，现今也没有完全弃而不用。现在的“氏”通常有四种含义。其中的一个含义，仍然指姓。如“张氏”，即“姓张的”，“王氏兄弟”，即“姓王的兄弟”。”李氏姐妹”，即“姓李的姐妹”。这里的“氏”，既适用于男子，也适用于女子。与现在的“姓”差不多。但区别仍然很大。①语体不同。“氏”用于书面，“姓”用于一般场合。②感情色彩不一样。“氏”带褒性色彩。“姓”带中性色彩。 男子当然现在也有仍然称氏的。如称胡适为“胡适氏”。但这里的“氏”，是一种敬称，或者说，是一种礼貌的称呼，相当于“先生”之类，与先秦时代的“氏”有同有异。①只限于称呼男子，而且只限于称呼有一定社会地位或社会影响的男子。②用在整个名字之后，不只用在“姓”之后，因而不作为表示“姓”的“氏”来使用。③使用的场合与范围狭小，通常用于政治、社交的场合和范围。 2.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还可以在父姓、母姓之外，另取一个姓。可以这样说，姓氏在今天已趋近于只作为个人的符号，而与家庭没有多大关系了。虽然一个家庭的成员保持着某种同姓关系的习俗仍占主要地位（或父子同姓，或母子同姓，或父女、母女同姓，或同胞的兄弟姐妹同姓，或异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同姓，等等），但人们并不认为这种同姓关系社会意义或其他意义，甚至也没有要求赋予这种同姓关系以什么社会意义。由于这样，同一家庭的成员而姓氏不同的例子也并不少见。 20世纪90年代，在姓氏习俗上，突破传统模式的新事，更是逐渐地多起来了。1991年初，江苏苏州出现了一个特别新奇的姓：“凤点”姓。说它新奇，不仅是在中国为数众多的姓氏书籍中找不到这个姓，而且这个姓的产生也很新“奇”。它既不随父姓，也不随母姓，既不按传统的价值取向着意推敲，也不照一般人的应付态度随意择取，而是在怀胎只6个月时，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两大家人就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两大家都因为独生子女而殷切希望这未来的孩子跟随自己的姓时，经过多次商讨，很后拿出了一个绝招：姓点。这一新奇的姓，虽然既未随父姓，也未随母姓，“只是一个人的特殊符号”，但却“分别代表全家（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四个姓，‘点’字上部为占有的‘占’，姓‘点’即表明这个孩子为‘全家占有’。”“这一做法无疑是对传统思想的突破，为解决‘四二一家庭’（即独生子女家庭：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母二人，独生子女一人）的特殊矛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与此同时，一位“姓舒名克的先生，因有感于当今社会上同姓名的人实在太多，就决定将他的大名‘赠给未来孩子做姓’”。给宝贝女儿“取了一个复姓新姓：舒克”。而且还对妻子说：“我们创造一个小生命，既然这样，就还可以再为这小生命创造一个姓。” 不受旧的传统束缚，具有明确的创新意识，面向实际，不拘一格，这便
是新形势下我国姓氏习俗的新态势。 3.姓氏既然变成了纯个人性的符号，与名字一起，只是纯粹代表个人的符号而已；因此，姓与名合一的趋势已开始出现，或者只有名而没有姓，或者只有姓而没有名，更多的却是难以区分是名或是姓。如：老舍、劫夫、光未然、凤子、等等。 不过，这种姓名合一的现象，实际上，早在一些名人的化名中就已经出现过。这一点，文艺界特别多。如明代小说《铁花仙史》的作者“云封山人”，小说《醉醒石》的作者“东鲁古狂生”，小说《今古奇观》的作者“抱瓮老人”，小说《今古奇闻》的作者“东壁山房主人”等。近一点的，如师陀、阿英、茅盾、巴金、耶林、路翎，等等。这些笔名，只能当作一个词汇来看，其中无法区分哪个是姓，那个是名，哪个是字。这些笔名，从取定之日起，都是一直用下去。而且在社会上，人们已经不知道，或者虽然知道但已经不去使用乃至根本忘记了他们的真“名”实“姓”。比如”师陀”，就很少有人知道他原名“王长筒”。即使像“茅盾”、“巴金”这样有名的作家，社会上的人们熟悉的也一直是他们常用的笔名，而对“茅盾”的原名“沈雁冰”，尤其是巴金的原名“李芾甘”，就很少有人熟悉了。至于一些演员的艺名，如麒麟童（京剧老生）、芙蓉草（京剧花旦），九阵风（京剧武旦）、粉菊花（京剧旦角）、老三麻子（京剧武生），当头棒（川剧丑角），等等，更是如此。这种现象，在很初，也许被人们认为很新颖，很时髦，但现在，人们不仅已经习惯，而且已经相当地流行了。这又表明，人们的姓氏观念，已经基本改变，已经剔除了一些旧有的姓氏观念，而新的姓氏观念已逐步产生，并愈来愈强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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